半个世纪的宜昌政经风云尽数呈现
横跨1882年至1931年的宜昌海关五个《十年报告》近日翻译出版
三峡晚报全媒记者 冯汉斌
经过宜昌文史学者李明义长达三年的辛勤翻译，反映1882年至1931年近代宜昌海关基本情况和当时宜昌政治、经济、社会和民生状况的五个《十年报告》中文版，近日由团结出版社出版。五个《十年报告》的中译本凡15万字，分宜昌本埠发生的重大事件、贸易、税收、鸦片贸易、进出口贸易、洋行商号和外国人社区、码头、航运、海损事故和流行病、名人到访和官员升迁、科举考试、文化建设、气候和物产、民船经营及处境、地方出版社和宗教等20多项内容，并附有宜昌埠详图，堪为了解宜昌开埠史和社会历史全貌的一册“小百科全书”，书中大至宜昌教案、辛亥革命，小至市民生活习惯和社会风俗，都巨细无遗地作了呈现。书中对峡江行船方式及船只种类、船只建造的描述十分详细，并认定鄂西“就植物区系而言无疑是世界上最丰富、最令人瞩目的地区之一。这里生长的植物可能超过五千种。”
曾长期从事对外贸易、外事侨务和政务接待工作的李明义一直浸淫于对宜昌开埠史料的发掘和研究工作，此前已出版了《洋人旧事：讲述百年前发生在宜昌的故事》和《宜昌开埠：揭开尘封已久的历史面纱》等著作。在撰写这两部著作的过程中，李明义发现了海关《十年报告》的存在，他在一家德国图书馆找到了英文原始资料的电子版，随即克服各种困难，着手翻译工作，最终于近日正式出版。
从1877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的宜昌海关有72年历史
1876年(清光绪二年)，英帝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英烟台条约》，特规定宜昌等四处为通商口岸。自此，帝国列强在宜昌建海关、设领事馆、办洋行，开辟贸易市场。开埠的第二年即l877年4月1日，宜昌海关成立，虽隶属中国海关，实为外国人掌管，关址设原东湖县城南门外（现宜昌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经清和民国两朝，直至1949年解体，新中国成立前的宜昌海关有着72年的历史，也形成了浩大而繁多的海关资料。
在中国旧海关资料中，1882年至1931年期间编制的《海关十年报告》是最具史料价值的资料之一，该报告每隔十年为一个周期，总共编写了五期，报告以各通商口岸的海关为编写单位，内容除了海关本身的各项业务报告外，还记录了相关通商口岸城市十年内的社会发展概况，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交通、卫生、医疗、文化和宗教等林林总总。五期《海关十年报告》的时间分别为1882年至1891年、1892年至1901年、1902年至1911年、1912年至1921年和1922年至1931年。近代宜昌海关《十年报告》由五任外籍税务司负责组织编写，他们分别是英籍署理税务司李约德；英籍税务司安文；英籍署理税务司葛礼；英籍税务司包来翎；日籍税务司红松雄二。他们在组织人员编写时，参与者不仅有海关内的外籍关员，也有海关内的华籍关员，而且还组织海关以外的专业人士参与了编写。例如，在编写1892年至1901年《海关十年报告》时，时任税务司安文邀请当时正在宜昌采集植物的英国人威尔逊参与了《海关十年报告》的编写，内容长达8个页码。
从《十年报告》可以发现，宜昌开埠后，宜昌贸易量连年增加，西方列强廉价从内地购买棉花、桐油、山漆、茶叶等，同时又带来医药、煤油、钢材、机器等洋货，高价销售给国人，从中牟取巨额利润。
真实记录110年前辛亥革命在宜昌的情形
《十年报告》记述了川盐济楚、宜昌教案、宜昌兵变等宏大的历史叙事，或详或略，但借此可以一窥当年这些影响深远的事件之侧面。其中对辛亥革命在宜昌的描述，尤具史料价值：“1911年10月18日午夜时分，宜昌被革命军平静地接管了。几天以来，这座城市就一直笼罩在一片惊惶失措的气氛之中，成千上万的中国人带着他们所有的金银细软昼夜不停地逃离城市。武昌沦陷的消息传来以后，所有的纸币都变得一文不值，信贷停止，随之而来的是金融恐慌。加之成千上万饥肠辘辘的川汉铁路的苦力威胁要在城里发起掠夺式袭击，更加剧了已有的恐慌气氛。事实上，人们对铁路苦力的恐惧远甚于革命军，因为大部分老百姓对革命军还是满怀同情的。大约400年前，满族人征战到这里的时候，曾遭到宜昌人民的顽强抵抗。为革命军打开城门的就是那些曾经在周边山区献身反清复明的死者后裔。今天这些山上所残留的无数防御工事遗迹悄无声息地见证了他们在被满族人征服前所进行的殊死抗争”。
对当天的情况，《十年报告》记得十分清晰：10月18日下午和傍晚，城市被一种不自然的寂静所笼罩，街上空无一人，家家户户门窗紧闭。地面已经准备就绪，那些不愿加入革命队伍的官员们早已逃之夭夭。午夜刚过20分钟，东门附近突如其来燃起大火，据说是完成占领的信号。当时没有发生骚乱，也没有来回攒动的人影，大火烧尽后自行熄灭了。一大早，人们就发现这座城市已经牢牢地掌握在革命者手中了，到处飘扬着印有“汉”字的白色旗帜。这些人的胳膊上绑着白色的布带四处活动，他们挨家挨户地敲门并递进一份告知书，说革命军的目标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不骚扰百姓，并劝告大家照常操持生计。革命者们信心满满，胜券在握，就像他们如有神助般地进入宜昌城一样。
详细记录了峡江行船和造船的细节
宜昌作为一座“靠江吃江”的码头城市，水中交通工具的船只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1882年至1891年的《十年报告》中，对此有十分精微的描述，堪为一部造船和行船的极简史。
《十年报告》指出，宜昌至重庆航线上的木船主要是在重庆和万县建造的。据说建造一条大型木船耗资700银两，一条中型木船耗资300银两，一条小型船则为100银两。造价里包含了桅杆、风帆、摇桨等装置，实际上是包含所有必需的装备，使木船竣工后能立即投入使用。所有船都是平底的，船上只有一根桅杆，挂一面大方帆。在航行中，船首还有一条大型的长摇桨，伸出去15英尺或更长。这个长摇桨甚至比船舵还重要。当它发挥作用的时候，笨重的木船会立刻应其力而动，在几秒钟内以自身长度转动，使船身避免被湍流挟带撞向礁石或其他的险境。船桨也得用上，桡手们站立着划桨，动作小幅而急促。这些满载的木船吃水深度不一，从大船3英尺到小船1英尺。在木船启航前，无论上水还是下水，每一条木船都要雇请一名驾长和一名舵手。这两人负责驾船航行，船启航后全听他们指挥。
“大体上说，上水船根据尺寸可以分成三个级别。最大型的木船平均吨位在60—70吨之间，需要有16名船员划桨或撑船，避让礁石，还需要84名拉船的纤夫。中型木船的容量在30—40吨之间，有船员13人，随行的五板船上需4—6人，并需要43名纤夫。小型木船载重14—20吨之间，需要10名船员和20名纤夫”。
据书中记载，截至1891年12月31日，根据新规定，从宜昌往重庆的包租船有以下七种不同类型或级别：麻阳船、鳅船、扒窝、五板、辰驳子、脚船和麻雀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