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北日报全媒记者王楚在贵州民族大学宣讲。（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诗秋 摄）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汪子轶 张茜 许旷
“现场20岁以下的同学请举手。”
一只只年轻的手举了起来。
“喜欢迪士尼、米老鼠的呢？”
更多的手举了起来。
“那红军和米老鼠，有什么关系？”
台下传来阵阵笑声。
10月13日，贵州民族大学学术报告厅，“红军渡口 桥见信仰——十五省区市大学生行走的长征思政课”宣讲从年轻人的兴趣开篇。
宣讲记者介绍，在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妻子海伦的记述中，1937年她在延安采访时就曾看到有的年轻人衣服上印着米老鼠图案。
“那些后来被称作‘先烈’的人，牺牲时也不过和我们相仿的年纪，同样是一个个会笑、会累、会有青春烦恼的鲜活青年。”听完17岁的无名小战士“云贵川”、19岁的石磨玉、28岁的吴焕先的故事，贵州民族大学2024级新闻实验班本科生杨熙的眼眶红了。“时代在变，青春的迷茫一直在。”但年轻红军纯粹而坚定的出发，让她明白了，“自己的长征，要一步步走，把通往未来的桥架起来。”
13根铁索、一只小木雀、三块银圆……记者把一路采访中找到的长征老物件搬上屏幕，成为一座“快闪博物馆”，并从一块门板、一仓食盐、一张传单入手，讲起一个个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
“当宣讲团把我们重新带回那些熟悉的渡口时，历史变得可感、可知、可触。”贵州民族大学2023级新闻实验班本科生周承桃说，“湖北日报独家挖掘的红军手电筒的故事，也让我们新闻学子听到了‘业务课’。独家红色记忆往往就藏在再多问一句、再多走一步里。”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5级硕士研究生张轩则更深刻地理解了“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长征路”这句话。“年轻人一定要想清楚一件事究竟为何而做。”24岁的张轩说，“只要为了人民，哪怕山河再险，我也愿走那条路、架那座桥。”
这里是贵州。对于当地大学生来说，“遵义会议”“四渡赤水”早已是课本里的熟悉内容。
熟悉的历史，还能不能让今天的年轻人心头一动？
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2023级本科生彭雪钫是贵州人。过去，赤水河离家不远，“四渡赤水”却始终“熟悉又遥远”。
在宣讲中，她跟校友们分享了自己第一次以大学生记者身份参与报道的过程。在一渡赤水的渡口站上模拟浮桥时，明明没有追兵、木板还有绳索固定，人仍走得摇摇晃晃。她说，自己这才重新理解了“一夜渡赤水”意味着什么。
贵州民族大学传媒学院副院长廖璇频频点头，这是她期待看到的变化：新闻教育不能只在课堂里完成，而要让青年走进新闻发生地，感受新闻的温度，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处理解“铁肩担道义”的分量。
贵州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赵春波——
长征路上，民族团结是
“隐形生命线”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许旷 张茜 汪子轶
10月13日，“红军渡口 桥见信仰——十五省区市大学生行走的长征思政课”宣讲活动走进贵州民族大学。
“支撑红军闯过绝境的，除了四渡赤水、强渡乌江的军事奇迹，还有一条深藏在苗岭侗寨之间，由各民族百姓共同织就的隐形生命线。”贵州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赵春波说。
长征路上，“民族平等”不再是口号
“旧时代民族隔阂深重，大山里的少数民族群众对过往军队充满戒备，但红军的到来，改变了这一切。”赵春波说，红军转战贵州近4个月，走遍60多个县，用实实在在的行动践行民族平等。
红军进入黔地后，在各处留下了“政治上、经济上，苗人、侗人与汉人有同样的权利”“红军是苗瑶的军队”等标语；在黔北苏区创建了中央最重视、成立大会最隆重、机构最完善、活动时间最长的县级苏维埃政权——遵义县革命委员会。危急时刻，各族群众主动为红军当向导、送粮草、藏伤员。
“仅黔北仡佬族群众就为红军提供数百担粮食，帮助红军顺利渡过赤水河、突破乌江天险，在绝境中找到立足根基。”赵春波说。
一个个真实故事，让“民族平等”不再是口号。贵州民族大学的校史陈列馆里，记载了多位黔籍苗族、侗族青年跟随红军长征的事迹。“他们跟着队伍踏上长征路，成为革命队伍中连接各族群众的桥梁，革命火种就此在贵州的千山万壑里落地生根。”赵春波说。
为保住红军留下的革命宣传标语，当地百姓冒着生命危险小心翼翼地用调好的熟石灰将墙上的字迹覆盖保护起来。这些藏在村寨角落的历史，印证着红军与各族群众血肉相连的鱼水情深。
“正是因为始终把各族群众的利益放在首位，红军才能在数倍于己的敌人围追堵截中，走出一条完全区别于旧军队的行军路线，最终完成伟大的战略转折。”赵春波说。
为高校思政教育提供了鲜活范本
如何不让厚重历史停留在PPT上，是高校思政教育必须破解的难题。
赵春波认为，在信息碎片化的时代，青年学子对“长征精神”的认知，很容易简化成遥远历史里的符号。此次把大学生组织起来重走长征沿线、用全媒体报道的形式把渡口的故事讲给更多人听，本质上是给新时代的青年搭建了一座连接90多年前长征信仰的桥梁。
“行走的长征思政课具有重要意义和深远价值。报道把散落在长征沿线少数民族村寨里的鲜活红色故事，通过年轻人的镜头和笔端打捞出来，让原本只保存在地方史里的民族团结记忆，重新走进全国青年的视野里，让青年学子真切理解‘我们是谁、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根本命题。”赵春波说。
“思政实践不能套用统一模板，拒绝千篇一律。此次活动实现了‘场景的脱虚向实’，以及‘身份的自主转换’，为高校思政教育提供了鲜活范本。”赵春波说，贵州民族大学一直在探索沉浸式、参与式教学，把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搬进课堂。
“学生作为全媒体报道的参与者，站在赤水河畔，摸着红军拴过渡船的老榕树，聆听当地老船工讲述当年江面炮火，课本上的四渡赤水便不再只是知识点，这种震撼是看多少纪录片都换不来的。”赵春波说。
十四年沉默，四代人回响
红军后人何莉讲述爷爷“装哑”往事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张茜 汪子轶 许旷
“大家好！”何莉抬起双手，在胸前缓缓比出几个手语动作。台下数百名大学生安静地看着她，有人模仿着举起手，动作生涩而迟疑。
“我曾经尝试用手语交流，但每次不到10分钟，就无法再坚持。”何莉的声音有些哽咽，“而我的爷爷何木林，用这样的方式生活了整整14年。”
10月13日，“红军渡口 桥见信仰——十五省区市大学生行走的长征思政课”宣讲活动在贵州民族大学学术报告厅举行。老红军何木林的孙女、四渡赤水教学服务中心讲解员何莉受邀宣讲。
当她用这个特殊的方式开场时，在场许多学生红了眼眶。
一个红军战士的十四年沉默与坚守
“我的爷爷出生在江西省会昌县，1927年参军，在中央苏区参加革命。”何莉的讲述从长征开始。1935年1月，青杠坡战斗打响，时任红三军团五师教导营班长的何木林左腿被子弹打穿，失血过多昏迷。
直到第二天下午，何木林才苏醒过来。当地百姓发现后救了他。他左腿落下终身残疾，也彻底与大部队失去联系。
何木林一口浓重的客家口音，一开口就会暴露身份，更会连累救他的百姓。他选择了装聋作哑。
“这一装，就是14年。”何莉说，14年里，他常常坐在月亮台码头，遥望故乡的方向，期盼红军的消息。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土城。何木林想喊、想唱，却发现自己已发不出声了——14年的伪装，让他的声带失去正常功能。
从那天起，赤水河边多了一个执着的身影。天刚亮，他就对着奔流的河水反复练习发音，从嘶哑的气声到模糊的音节，赤水河见证了他4年重学说话的时光。
当何木林终于清晰地说出“同志”两个字时，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到青杠坡，对着浸染鲜血的土地一字一顿地说：“战友们，我们……胜利了。”
此后的25年里，爷爷始终坚守着一名红军战士的初心，在赤水河边、青杠坡上、土城老街、自家门前义务宣讲革命故事，沙哑的声音里，满是对战友的思念和对革命的忠诚。
“爷爷这一生，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何莉说，“他不是传奇英雄，只是我的爷爷，一位沉默14年、把忠诚与坚守刻进骨子里的老人。”
“把故事讲下去，就是最好的传承”
何莉原本在一家连锁药店工作多年。2020年，她辞去工作，通过努力，成为四渡赤水教学服务中心的一名红色讲解员。
这不是一个突然的决定。爷爷去世后，母亲林成英继承遗志，义务宣讲红军故事数十年。“母亲70多岁了还在讲，那句‘能讲一天是一天’是我听过最朴素的誓言。”
何莉说，在单位的支持下，这些年她受邀到北京、上海、湖北、湖南、四川等地宣讲，听众给了她很多反馈和建议，这些都促进她不断提升宣讲水平。
受家人影响，何莉的女儿何克英5岁起便跟着家人重走长征路。如今，何克英已是四渡赤水纪念馆的一名小小讲解员。站在曾祖父何木林的照片前，她声音清亮：“这位长胡子的老人，是我的曾祖父……”
“我的女儿何克英，是家里第四代讲解员。”何莉说，从爷爷沉默的14年，到母亲数十年的坚守，再到女儿稚嫩却坚定的童声，“我想，我能做的，就是把这些红军故事好好讲下去，把爷爷的这份坚守，好好传承下去。”
越来越多年轻人走进何木林旧居，感受长征精神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何莉分享了一个让她动容的变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来到土城，走进她家——何木林旧居。
何莉在旧居门口挂了一个黑色笔记本，供来自全国各地的参观者留言。从2020年到现在，第五本已经快写满了。
翻着这些留言，何莉和母亲林成英常常感慨不已。有从天津、云南、青海来的13位聋哑人经过土城，母女俩比画着手势，把长征故事“讲”给他们。临走时，他们写下：“伟大的中国工农红军万岁！”
最让何莉难忘的，是一名6岁小男孩的留言。
那天，一位妈妈带着儿子停在旧居门口，探头问：“可以看看吗？”何莉迎进母子俩，给孩子讲起了红军长征的故事。听完后，小男孩趴在桌边，用稚嫩的笔触在留言簿上画了一只和平鸽，下面歪歪扭扭地写着：“要和平，不要战争。”
“他可能还不太懂什么是长征，什么是牺牲。”何莉说，“但那只和平鸽，是他心里长出来的。”
宣讲间隙，何莉被学生们围住合影，贵州民族大学2023级新闻实验班本科生周承桃轻声说：“何老师，听了您家的故事，我想去土城看看。”
何莉笑道：“欢迎。我家的门，一直开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