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楚网（湖北日报网）主编舆情分析师 卢霜 实习生 向毅杰
近年来，出现了明星把公共舆论场变成私人恩怨角斗场的“网络升堂”趋势。从上海丝芭传媒发布对艺人鞠婧祎的最后告知，扬言将对其涉嫌经济犯罪行为进行全网公开实名举报，到演员赵露思发文控诉经纪公司合约纠纷，相关话题登顶社交平台热搜榜首。越来越多艺人跳过协商、仲裁、诉讼等正规纠纷解决路径，直接将私人恩怨、商业矛盾搬上公共舆论场，试图通过公开喊话、情绪控诉、道德定性的方式，抢占舆论高地、倒逼对方妥协。
造成类似现象的原因，包括多方面：一是网络发声成本远低于正规渠道。无论是法律诉讼、行业仲裁、商业谈判，都需要时间、证据、流程和专业支持，并且结果不可控、诉求达成周期长，不能立刻获得情绪满足。但明星有广泛的影响力，粉丝圈层能提供强大舆论护卫，明星只需在个人平台发布就能触达千万受众，成为公共事件。这种具有冲突性、戏剧性的内容天然关注度高，平台算法会加大推荐，普通网民也会高度关注。
二是公共注意力过剩泛娱乐化特征明显。当前，个体生活压力大、节奏快，精神长期紧绷、情绪处于压抑的状态，正好需要明星私事、狗血八卦、互撕闹剧等内容提供廉价娱乐、轻松解压的出口。且先入为主的传播特征较为突出，真相让位于立场，速度优先于事实，能抢先发布、占据道德制高点的一方，往往就能迅速获得舆论同情，平台、营销号、自媒体也乐于通过冲突性内容获得流量变现。网络环境客观上助力明星把私人悲剧转化为公共流量，甚至把危机变成翻红机会。
三是法律威慑不足造谣成本低。在很多明星看来，即便网络升堂后出现事实反转，甚至被证实是造谣，也只需要删帖、道歉，再冷处理一段时间即可复出，很少面临真正的法律追责、行业禁入或经济重罚。这种对情绪站队式发言乃至造谣缺乏刚性约束，以及对明星不当言行过于宽松甚至纵容的网络环境，进一步强化了有事网上说的行为模式。网络升堂的核心是试图以碎片化的叙事、情绪化的表达，裹挟个人庞大粉丝群体的无条件站队与集体声援进行舆论施压。但这样的沟通方式，会让矛盾双方彻底失去协商沟通的空间，只能在舆论的倒逼下不断加码对抗，最终陷入“谁先低头谁就输了”的恶性循环。
甚至有越来越多的艺人把“网络升堂”当成流量密码，把公共舆论场当成博取关注、提升个人身价的秀场，形成了“越闹越红、越红越敢闹”的恶性循环。如近日，歌手薛之谦的前女友李雨桐通过微博实名举报薛之谦涉嫌重婚罪和网络暴力，薛之谦所属经纪公司于次日称系恶意诽谤，随后李雨桐被微博平台禁言。实际上，早在2019年，薛之谦就以名誉权纠纷起诉李雨桐，李雨桐在举报过程中，言行也出现反复，曾删除部分举报内容，并一度改口称自己开玩笑、没证据，甚至说“不认识薛之谦”。李雨桐本人是网店模特、发行了个人单曲，相关举报客观上提升了其知名度。
明星滥用“网络升堂”，一方面会加剧饭圈乱象与网络暴力，滋生不实信息大规模传播，即便后续真相浮出水面时，公众早已被先入为主的信息误导，既对当事人造成了不可逆的伤害，也进一步加剧了公众对网络信息的不信任感，破坏社会信任体系。另一方面，会挤压民生热点、政策解读、社会公益、科技创新等真正有价值的公共议题的传播空间，助长“上访不如上网”的不良风气，向全社会传递了热度高于规则、舆论大于法律的错误导向。
对此，监管部门要强化刚性约束，持续深化娱乐圈乱象治理，对艺人滥用公众影响力、发布不实信息、煽动网络暴力的行为，依法依规进行严厉处罚。行业协会要完善行业规范，建立健全行业内部的纠纷调解与仲裁机制，引导从业者通过合法合规的方式解决矛盾。同时，要常态化开展艺人法治教育与职业素养培训，强化法治意识、责任意识与边界意识。如此，方能让公共舆论场真正成为交流信息、凝聚共识、推动社会进步的公共广场，而不是少数明星宣泄私人情绪、解决个人恩怨、收割流量红利的私人领地。
专题：东湖观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