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性工作，也是关乎亿万百姓生产生活的民生大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大力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明确了党的领导是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根本保证。那么为何要推进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广大党员将如何在基层治理中贡献力量？为此，我们不妨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取经，从数千年的历史积淀中寻找答案。
“乡贤”往往是指在当地有德行、有才能、有声望而被本地民众所尊重的贤人，即“生于基地，而有德业学行著于世者，谓之乡贤”。他们一般需要熟悉并遵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道德规范，其所言所行被政府和乡民所认可，起到调节国家与基层关系，维护基层社会治理的重要作用。“乡贤治理”由来已久，经过数千年历史沉淀，形成了这种稳定的“乡贤治理”模式。
然而过去传统的“乡贤治理”模式并不能直接适配新时代中国社会。新中国成立后，在农村地区实行的“人民公社制”和在城市地区实行的“单位制”，将国家权力机构对社会的治理从上至下完全打通。“乡贤治理”模式的基层社会治理效能逐渐衰退，国家在对“公社”和“单位”进行管理的同时也实现了对社会的基层治理。在改革开放之后，“政社分离”和“政企分离”的经济改革使中国产生了一个与政权组织相对独立的基层社会，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也使得我国基层社会的流动性不断增加，社会个体间的关系更加独立且多变，基层社会治理面临着更复杂严峻的挑战。
大约千禧年后，已有部分地方政府和专家学者认识到“乡贤治理”模式对现代中国农村地区基层治理的借鉴作用，也形成过对于“新乡贤”参与农村社会治理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他们希望通过乡镇企业家、返乡大学生、退休老干部等“新乡贤”群体参与农村地区的基层治理，促进当地经济和文化发展。这些尝试虽然在一些地方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都仅仅是个案，难以复制推广，而且只能在农村地区试点，对于流动性更大，组成更复杂的城市社区则是助益甚微。
实际上，我们对于“乡贤”的认识，完全可以更关注“乡贤”这一群体的群体身份，而非乡贤个人。在现代中国，也存在着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正是生活在我们身边的数千万中国共产党员。
先进的党员群体可以类比古代乡贤。中国共产党员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有共产主义觉悟的先锋战士，被广大人民群众尊重和信赖。党员的产生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和考验，每一位党员都要在《中国共产党章程》等条例的约束下实现比一般群众更高标准的言行要求。如同乡贤在当地深受民众信赖一般，党员群体也因为党员的先进性而被全国人民所广泛信任，而且这种信任超脱了地域、血缘、宗亲等传统关系的限制，是附着于党员身份而非党员个体的信任。2022年，一则新疆牧民帮游客推车后拒绝收钱并展示胸前党员徽章的视频引起了全网的刷屏和共鸣。在他亮出党徽的那一刻，他的身份、职业、民族都已不再重要。他作为一名党员的崇高形象，在一瞬间便取得了一群萍水相逢之人的尊敬和信任，也让全国人民意识到了信仰的力量。正如“乡贤治理”模式依靠品德高尚的乡贤实现乡村善治，当下，我们也可以依靠广大党员同志做好新时代的基层治理。
基层党组织建设赋予了党员群体沟通政府与社会的中介功能。回顾中国古代，乡贤既获得乡亲们的深厚信任，又得到地方官府的认可。他们介于官与民之间，是政府与民众关系的润滑剂，充当了政府机构与基层社会之间的桥梁纽带。在现代社会背景下，党员群体同样能够承担起“中介”的角色。党员来自人民，代表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能够第一时间听到民声，设身处地理解民声，客观理性反映民声。而广泛深入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则为党员们提供了稳固的组织支撑，帮助他们精准地掌握政策、有效地传播理念、切实地服务民众。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及“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党员参与社会基层治理提供了行为准则。在中国古代，“乡贤治理”模式下的乡村地区往往会形成当地的乡规民约，即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思想道德规范，可以教化乡里、宣扬美德、引人向善。当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被视为全体中国人民共有的“民约”，是符合全体中华儿女精神世界需要的思想道德规范，能够在精神和道德层面为基层治理引路领航。而“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则是对广大党员同志们的更高要求。基层治理的绝大多数场景都是在和人民打交道，所需要处理的问题也都是人民群众关心关切的民生问题。在参与社会基层治理过程中，党员同志只要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那么任何棘手的基层治理困境都一定能够找到解决办法。
党员参与基层治理能够有效规避中国古代乡贤治理模式的缺陷与弊端。乡贤治理模式的成效高度依赖于乡贤个体的素质，一个德才兼备且善于治理的乡贤能够为当地带来长期的和谐与稳定。然而，依赖于能人的治理模式不可避免地会遭遇“人贤村兴，人亡村衰”的困境。而且，乡贤治理模式是在低流动性古代乡土社会中形成并适用的，它需要依靠地域和血缘等社会关系来维系。在当今社会，即便是在农村地区，也难以选出一个被所有人信服的乡贤，更遑论在快速变化的城市社区。相比之下，党员群体参与的基层治理能够规避这些难题。在这种治理模式下，人民所依赖的不再是某个党员个体，而是党员这一社会身份。即便在高流动性的城市社区，由党员参与并引领的基层治理，其治理结构简化为“党员—人民”的模式，不会因任一方人员的变动而产生剧烈波动，从而避免了“贤者能人”对基层治理成效的决定性影响。
此外，“乡贤治理”模式为党员参与基层治理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在中国古代，乡贤作为乡村建设的核心力量，对教育和文化事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他们教育辅导孩童、引人向善；主持红白大事、维护礼俗；组织节庆活动、传承文化。在公共慈善和福利事业方面，乡贤们资助孤儿寡妇、赡养无后老人，并创办义庄义田、修建义桥义路。这些活动直接关系到当地民众的福祉，也是基层治理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因此，在新时代的基层治理实践中，广大党员可以借鉴古代乡贤的工作内容，以依法依规为前提，积极采取行动，更有效地服务民众。同时也可以减轻地方基层政府的负担，缓解基层治理中“小马拉大车”的压力。
在新时代背景下，提升基层治理水平必须充分调动广大党员的积极性，发挥其先锋模范作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明确强调，要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这表明，推进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必须依赖于广大党员的参与，正如中国数千年的稳定发展得益于地方乡贤对乡土中国的治理与维护。新时代新征程上，只要能够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强化党建的引领作用，动员广大党员积极参与基层治理，就一定能够解决各种矛盾和冲突，持续提升基层治理效能，巩固国家治理的基层基础。
稿源：荆楚网（湖北日报网）
作者：吴胡珂曜（湖北省荆楚文化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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