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法治遇见影视系列报道
《法治周末》记者 孟伟
“我属猴,O型血,太阳狮子座,上升射手座,天生就是一个闲不下来的人。”著名公安作家吕铮如此评价自己。
前不久,《法治周末》记者见到吕铮时,他从前一晚9点写作到当天凌晨3点半,6点半就起床送儿子上学。但在他的脸上,并没有显露出一丝疲惫的神色,反而眼神中还透露着警察特有的坚定而锐利的光彩。
因为喜欢看电视剧《神探亨特》,吕铮心中早就种下了从警的种子。20岁那年,他如愿进入了警察队伍。
22年的从警生涯中,吕铮办理过几百个案子,见到过数千个嫌疑人。对于一位公安作家而言,这无疑是他创作的土壤。用吕铮自己的话说,这好比养花,待花盆里的养料积蓄充足,开花结果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一个个精彩的故事也就接连诞生了。从2003年开始,他已经发表了17部公安题材的小说,其中不乏有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
除了警察、作家的身份外,吕铮还是词曲作者、北京音乐家协会会员。在他的作品中,经常会见到他写的词曲。同时,在儿子的眼里,他还是一个有一肚子童话故事的“绘画天才”。
“奇案”开启创作之路
9月7日,42岁的吕铮将第四届茅盾新人奖收入囊中。在当天的颁奖典礼上,吕铮获得这样的评价:“一手拿枪,一手拿笔。”这是他在小说《藏锋》中对主角的描述,同时也是对拥有警察、作家两种身份的作家本人的真实写照。
吕铮第一次走到镁光灯前,是在他23岁那年。
2003年,第一次当主办侦查员的吕铮接手了一起合同诈骗案,经过6个月的斗智斗勇,终于在一天凌晨将该“男子”抓进了看守所。但在例行体检的时候,法医却跑来告诉他,这个有老婆孩子的“男子”,竟然是个女人。
“那一瞬间我就晕了,脑子里像在过电影一样。我要抓的是男人怎么变成女人了?我是不是抓错人了?”回想起那时的场景,吕铮脸上的笑容还挂着一丝尴尬。
随后,这起女扮男装的合同诈骗案轰动了京城,吸引了十余家媒体前来采访。“这么离奇的案件,不记录下来实在可惜。”在一名记者的提醒下,吕铮萌生了写小说的想法。
他的第一本小说《黑弈》就这样诞生了。
从一线办案中获得灵感、积累素材,吕铮充满创作激情,走上了创作的道路。写完《黑弈》后,就像打开了一道闸门,此后吕铮基本保持一年一部30万字左右作品的创作频率。
2014年,有5年经侦经验的吕铮成为了公安部猎狐缉捕行动组成员。在行动组期间,他既是缉捕队员又是宣传组成员。
因肩负着宣传任务,吕铮需要将猎狐中值得宣传的案例改成新闻稿。但他不甘心把这么多优秀的案件埋没在200字的新闻稿中,便向领导请示将案件改编成小说。
领导批准后,吕铮每周要提交一篇5000字的小说交给杂志社连载发布。这样丰富的写作素材在第三个月的时候开始枯竭,“很多经典案例都写过了,但每周的任务还得完成。”缺乏新的案例后,他开始了大量的采访。
他记得,那时自己常常不回家,从深夜熬到上班是常有的事。“很多从国外回来的缉捕队员来自外省市,采访就得争分夺秒。他们凌晨3点从国外回京,但又要在次日押解嫌疑人返回所在省市。所以我凌晨4点就在办公室等着,只为让他们给我讲一个半小时。再整理录音,一弄就到早上七八点钟了。为了准时交稿,当天晚上又不能睡觉了。遇到出差,在路上还在打字。”
加入“猎狐行动”的两年,让吕铮的作品由量变达到了质变。用他的话说,“在表面上,用两年‘拿下’了48个故事,实际上是做了上百次写作训练,那段时间,就像短跑者在训练时往腿上绑沙袋。把沙袋拿掉后再写东西,感觉能飞起来”。
虚构人物如何融入生活
“34岁之前写的小说更像是一种习作,一直在慢慢摸索如何写。”吕铮认为,自己是在“猎狐行动”期间开始会写小说,而《三叉戟》才是自己真正意义上“第一本”小说。
两年“猎狐”的经历,装着《三叉戟》故事的那个花盆里已经生机盎然,甚至窜出花来了。
“深夜在孤灯下创作的时候,崔铁军、潘江海、徐国柱好像就站在我身边,在我眼前演绎着他们的故事。”吕铮说,很多场景、对白都来自于他的潜意识。
将小说《三叉戟》改编成电视剧,其中3个核心人物的塑造,着实让吕铮费了一番功夫。“不同性格遇到困境的解决方式肯定不同,要先了解这些人,才能把虚构的人物融入生活里,观众才可以感同身受。”
每个人物性格的丰富性可以通过身边的人物帮他们完善。崔铁军的爱人该是什么样?吕铮和另一位编剧沈嵘纠结了很长时间。
闭上双眼,吕铮用食指在空中不停地比划:“她应该区别于银行体系和饭馆老板娘,需要是体制内的。在体制内,做什么的呢?警察不行,两个人在一起太冲了。那就军转干部?不行,太硬了。街道主任?又太接地气了。”
吕铮瞬间睁开双眼,手指一定,选定了崔铁军老婆的职业:“对!就是一个军转到街道的干部!又有政策,又能用理论的高度去‘虐’崔铁军!”吕铮觉得,这样一个妻子,能更好地帮助观众还原崔铁军的人物特点。
徐国柱的经典台词是吕铮从一个老刑警身上学到的。
采访一位扫黑除恶的老刑警时,吕铮用激将法把精彩的经侦故事用吹牛的方式讲给老刑警,激起了老刑警的好胜心。“他的眼睛斜45度角瞟向我说,你们经侦不就是天天看账本吗?知道什么叫刑警吗?刑警就是最‘行’的警察。刑警出马,就是‘开刀’!”老刑警的这句话给了吕铮灵感,“这句话放在这儿,徐国柱的形象就立住了。”
很多生活中的细节,也都能成为吕铮写作中的素材。而对细节的敏感源于他多年的从警经验。吕铮告诉《法治周末》记者,侦查员在抓捕前有一系列精细的观察部署,与影视剧中呈现的激烈对峙场景不同——他们是通过观察细节,尽量不动声色地实施抓捕。这和在《名提》中的预审一样,好的预审员不是拍桌子瞪眼的,而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
作家的“花盆”和“种子”
吕铮书房里的电脑桌上有一横一竖两块屏幕。竖屏上记录着大概的故事构架和素材,横屏则是进行规整、创作的地方。屏幕之外,书房里还有两块板——一块可以贴资料的软木板,一个方便整理逻辑的白板。
他创作的灵感大多来源于工作中的案件和日常记录的素材。等花盆里的种子开始慢慢发芽的时候,就是开启新作品的时候。
吕铮划动着手机屏幕,在备忘录里,有十多个起了不同名字的文件夹。他说,每个文件夹就是一个“花盆”,而每个“花盆”里都会有一颗写作的“种子”,可能是一句话、一个故事或者只是某个警察的表情。
他停下手,指着其中一页说:“这里是有一天坐地铁时写的,是一些动作细节的描写,我把这个归到即将开启的小说《特别行动队》里。”一有时间,吕铮就会对手机备忘录里的“花盆”进行优化。
一些“花盆”里的“花”已经养了两三年,甚至有了“开花”的趋势。吕铮说,修剪“花盆”里的“枝叶”,从中整理出故事的主线来,是接下来最主要的工作,也是最费时费力的工作。
每部小说可以设计好几条主线,怎么写都能“通”。但如此大量的素材,要怎么运用好,让它们在对的位置发挥最大的作用,成了吕铮要克服的困难。
创作《名提2》的一天晚上,吕铮把平时用感性积累的好素材都打印出来,全部摊在地上。然后,他用办案时最常用的方式——理性思维占据主导,在好几条主线上反复推磨、拼接,慢慢把所有好的素材串成一条“珍珠项链”。如此操作,可以在保证作品主线粗壮有力的同时,兼顾每一场次的精彩丰富。这样下来,他已经有了创作出好作品的底气。
不断寻求“破圈”
从《黑弈》到《猎狐》,从《三叉戟》到《藏锋》,从文学作品到影视作品……吕铮在创作生涯中不断跳出舒适区,寻找新的挑战。
在他看来,一直待在舒适区内创作,对作家来说是致命的。经验在流失,时代在往前走,只要没有进步,只要不破圈,只要摸不着瓶颈,就会慢慢被淘汰。
一部《三叉戟》让吕铮一步从作家跨越到了编剧的行列。将近4年的时间里,为了将文字语言转化成视听语言,吕铮工作之余在中国传媒大学和中央戏剧学院进修学习。这些学习解决了与其他编剧沟通的问题,并让他能够将自己的笔下内容准确地传达给观众。
不断地学习让吕铮有一种“打了鸡血的感觉”。他曾在两年内创作出三部作品,其中就包括这次参评第四届茅盾新人奖的作品《纵横四海》。
高产期过去后,吕铮发现通过一线办案经验积累的已经不够用了。他意识到,自己需要更深入地采访其他警察,从他们的经验中获取新的素材。
“犯罪在不断升级。近年来偷盗、抢劫、杀人等接触类犯罪逐渐减少,但非接触类犯罪就开始多了,比如电信诈骗、网络犯罪等,而且新的手段层出不穷。你如果不采访,想凭着原来那点经验,根本行不通。”吕铮坚持认为,作品不能跟现实世界脱钩。
吕铮开始寻找自己的瓶颈,并试图有所突破。从众多“花盆”中,他挑选到了《藏锋》,是他平常很少接触到的“字警”(从事公安宣传工作的警察)不忘初心的故事。
吕铮坦言,《藏锋》的创作耗费了自己大量的精力。写到一半时,他停了半年。“‘字警’的工作并没有太激烈、精彩的桥段,但我也不想写成特别枯燥的八股文”。
这部作品在吕铮的创作生涯中并不算最好的,但对他而言却是一个新的自我突破。“如履平地写出的《三叉戟》,我打80分。慢慢磨出来的《藏锋》,我也只能评到80分,但我觉得这样的写作有价值,证明我攻破了一个新的课题。写作的破圈,战胜困境的过程,就和当年破获疑难复杂的案件一样,是正向激励自己的结果,也是乐趣所在。”
时间终究会证明对与错
在吕铮这些年的创作生涯中,有很多声音试图告诉他写什么是对的,写什么是错的。但他依旧坚持了自己的选择。
在《三叉戟》的创作期间,很多写作和出版圈的朋友告诉吕铮:别写“老东西”了,影视化肯定没戏。写《名提》的时候,也有人劝他:别写预审了,预审都是没人看的室内戏,你应该多加些感情戏,没有感情就没有市场。
对于这些话,他笑称,“我的职业是警察,写作只是我的爱好。所以我的写作只对自己负责”。但在心底,他还是会留一个问号,因为作品写出来是否被大众接受,只能等待时间的考验。
2016年写完,2017年出书,2020年才上映。《三叉戟》经历了漫长的改编过程。剧集上映后,受众的关注程度说明了一切。“我可以写一群年轻的警察从进入警队后不断成长的过程,这很容易,但这并不是我想要的。写三位老警察,最好玩的就是对人心的揣摩。当时很多人都认为我是错的,但我用时间证明自己是对的。”
电视剧《三叉戟》中让观众们反复观看、津津乐道的“加码”预审戏,也是吕铮的冒险实验。
“别人都说,别写预审戏,只要一写肯定拖节奏。”他却大胆地把预审戏从原著中的3场加到了6场。
播出后的数据告诉吕铮,他的决定没有错。
“从平台的数据上看,前两集并没有激起特别大的水花,但从第三集的预审戏开始,潘江海一出场,观影数据一下就拉起来了。那一瞬间,我还是挺高兴的。”吕铮眼角挤出两条轻微的细纹说,“实际上,我想拿它试试观众是否能接受《名提》。我用电视剧《三叉戟》试了一下我另一部7年前写的预审题材小说《名提》,证明我是对的,观众的审美是对的!”
在《名提》改编成影视剧时,是否要改变本来的立意,成了吕铮心中难以释怀的“心病”。
7年前,一家知名的影视公司计划将《名提》改编成电视剧,“但资方的创作方向与吕铮截然不同,他们觉得预审里没戏看,且拖沓剧情,一直想加入动作戏,改编一拖就是7年”。所以,这次改编最终失败了。吕铮透露,现在《名提》的第一部和第二部已经重启,正在影视化的路上。
最庆幸没有虚度光阴
既是警察,也是作家,吕铮在从警生涯中将这两个职业高度融合,相互补充。现在,他除了业余创作之外,还兼顾着书写公安英模故事、对外输出公安文化的使命。
前些日子,他和其他公安作家一起,采访了北京公安系统的英雄模范,准备将他们的故事撰写成报告文学,以此更好地搭建警民之间的桥梁。
而在业余时间,他脑海中的另外几盆“花”已经“出芽”了。最近,吕铮准备写一个年轻警察的故事,名字叫《打击队》。这一项目已经获得了中国作协的重点扶持。
“年轻的时候,我喜欢写老警察的使命感。到了40岁,头发开始油腻、眼睛开始浑浊的时候,反而要开始想写些年轻警察的故事。现在正在写的是警察版的阿甘正传,写他们的青春热血、对正义的笃定,跌倒还要向前冲的精神。他们将新鲜的血液注入队伍中,‘鲶鱼效应’由此显现。”吕铮说。
吕铮自己也把创作这些故事视为回归初心的途径。由此,这位公安作家也不断品读着自己最初对警察职业的无限热忱,并对未来充满期待。
去年,吕铮在网易云等平台上传了一首自己创作、演唱的歌,歌名是《稍纵即逝》。他唱道:那旷野稍纵即逝,列车轰隆隆地飞驰,稍纵即逝,没人管你年少无知;那云层稍纵即逝,飞机轰隆隆地飞驰,稍纵即逝,努力奔跑是最美的样子……
他说,自己最庆幸的事,就是没有虚度光阴、浪费时间,过着充实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