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诺（右）、胡金魁（中）、李长林在陕北
胡金魁在延安 斯诺摄影
最新版本斯诺《西行漫记》片段
□楚天都市报极目新闻记者 刘我风 通讯员 李然 供图：胡东妮 骆地
又到开学季。
自2020年教育部将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又名《西行漫记》）列入在校中学生指定阅读书目之后，这本书每到开学都会迎来一批新读者。
细心的老读者会发现，在该书中，斯诺在陕北采访的三人骑马图图片说明，中间的傅锦魁已经更正为胡金魁。书中“一个长大的红小鬼”，图片说明也由傅锦魁，更正为胡金魁。
胡金魁是谁？陪同斯诺西行之后去了哪里？当年与斯诺同行的，还有年轻的美国医生马海德。马海德后来加入了中国国籍，并于上世纪80年代在武汉找到了胡金魁和他的家人。原来，胡金魁是参加过秋收起义的“红小鬼”，在陕北完成陪同斯诺、马海德访问的任务后，胡金魁负责做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的统战工作，经历了西安事变。1938年，胡金魁主动请缨南下到新四军工作，又亲历了皖南事变。新中国成立后，胡金魁担任过湖北省委统战部部长、省政协常务副主席、省人大常务副主任等职，1982年7月23日在武汉逝世，享年76岁。
近日，胡金魁的二女儿胡东妮和女婿骆地接受了极目新闻记者专访。胡东妮和骆地退休前分别为省外办和省广电厅干部。骆地出生在延安，父亲骆文是《纺棉花》作者。
要让斯诺感到“宾至如归”
记者：胡金魁同志在陪同斯诺采访时，具体是什么身份呢？
骆地：胡金魁当时是作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驻西北办事处）外交部招待所（对外称交际处）所长接待并陪同斯诺采访的。
在招待所，胡金魁和斯诺经常聊天。其实，第一次和外国人接触，胡金魁担心自己因为言语不通难以接待好，让他没想到的是，斯诺会讲一口流畅的中国话。我们在整理胡金魁的工作笔记时，看他写到：“斯诺很善于和周围的人交朋友，一有空他就主动向我问长问短。当他了解我的文化程度很低时，便自告奋勇当我的老师，教我识字学文化；我认识的英文字母和用英文的自我签名，都是他教会的。”
中央领导嘱咐胡金魁：一定要搞好斯诺的生活饮食，让客人吃饱吃好，务必使客人感到有“宾至如归”的感觉，同时还要从各方面尽量满足斯诺的采访要求，帮助他解决困难，保证他的人身安全，保证一路平安愉快。
记者：延安当时是很艰苦的，胡老有给您们讲过为了完成中央领导的嘱托，怎么做到让斯诺吃饱吃好，“宾至如归”？
骆地：是的。红军的生活条件毕竟有限，斯诺后来回忆说：“……我极想咖啡、黄油、白糖、牛奶、鸡蛋等许多东西，可是我只能继续吃小米。”胡金魁后来回忆说：“在经济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我们每天给斯诺安排小米稀饭、烤馒头、炒鸡蛋一类的食物，他总是吃得津津有味，还高兴地告诉我，他的体重增加了不少。”
和斯诺朝夕相处成为好朋友
记者：胡金魁同志在陕北全程陪同斯诺采访，斯诺怎么会把他的名字写错呢？
胡东妮：我爸爸是江西人，他说话 HU FU 不分，斯诺在原著中将他的名字写成了Fu Chinkuei，这就导致后来的各种中文译本误将胡金魁，翻译成了傅锦魁。
1979年，《西行漫记》再版，依然将我爸爸的名字译作“傅锦魁”，他也从未向任何部门提出任何意见。直到后来各种史料陆续公开，我们才知道这段往事。而当我们向爸爸求证时，他淡淡地说道：“书中将外交部公开了，当年我们说好的，对外要保密，只说是招待处的呀！”
记者：斯诺知道胡金魁同志当时的身份吧？
骆地：当然知道。有一次在前往红军前线采访途中，斯诺忽然打起了“退堂鼓”。胡金魁就用激将法吼道：“你这个帝国主义分子，我早就怀疑你没安好心，你现在就给我走！我一人去前线。”胡金魁一生气，反倒让斯诺不好意思了，马上说：“胡同志，走！带我去前线！”
后来，斯诺在《西行漫记》第七篇《去前线的路上》的第一节《同红色农民谈话》中写道：“我当时是同傅锦魁（即胡金魁）一起旅行，他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由外交部派来陪我上前线。像在后方的所有共产党一样，傅因有机会到前线的部队里去而很高兴，把我看成是天赐给他的良机。同时，他直率地把我看成是个帝国主义分子，对我整个旅行公开抱怀疑态度。但是，在其他方面，他总是乐意帮忙的，因此后来没有等到旅行结束，我们就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据胡金魁回忆，在采访中，农民看到斯诺这个“洋鬼子”时，不仅腾出干净的屋子让他居住，热情地杀鸡招待他，并拒绝收钱。这时候，胡金魁就严格遵守红军纪律，吃饭买东西都主动付钱，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胡金魁还带斯诺与红军战士一起打乒乓球，输了也要表演节目，斯诺会唱胡金魁教他的歌曲：“鸡娃子叫，狗娃子咬，当红军哥哥你回来了……”他的外国腔调让大家笑得前俯后仰。
在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任上立新功
记者：您们的父亲，在延安就互相认识对吧？
胡东妮：应该不认识。我爸爸1938年就离开延安去了新四军。骆地的爸爸妈妈是1941年经重庆去的延安。
记者：新四军是由没有参加长征、留在南方根据地的红军改编的，胡金魁同志参加长征到了陕北，后来怎么又参加了新四军呢？
骆地：新四军成立后，叶挺、项英分别到延安，向党中央提出急需干部。他们都住在胡金魁任处长的交际处招待所。胡金魁于是向中央领导主动请缨，到新四军工作。在担任新四军驻赣办事处主任期间，胡金魁出色完成了军部交给他的三项任务：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动员抗日力量，向延安和抗日战场输送大批抗日爱国工农子弟和青年知识分子；与国民党第三战区保持联系并从其军需局领取新四军军饷和物资；利用和第三战区的联系侦察和获取情报。
胡金魁后来回忆：那时候我们需要的钱和器材，是由第三战区第五军需局提供的，所以知道国民党军队的一些情况。一个月、最多两个月我就要回新四军军部汇报请示工作。1940年底，胡金魁从国民党第五军需局发现了国民党军将用7个师的兵力包围袭击新四军军部的情报，他立即用特急电报向新四军军部报告。这份急电胡金魁曾连续四五次发往新四军军部，军部下达了撤离上饶的命令……
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后，胡金魁作为突围部队的党支部书记，与其他领导带领45名排以上干部，白天隐蔽，夜晚突击行动，经过两天两夜的艰苦奋战，终于安全渡过长江，胜利突围并找到江北新四军七师，并于1941年3月底抵达在苏北盐城重建的新四军军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