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音乐人拉二胡，右边拿着笔和笔记本的是武汉音乐学院下乡采风的女老师（资料图）。
记者了解到，从1956年开始，武汉音乐学院师生赴全省各地收集民间音乐，记录歌词，写出曲谱，用钢丝录音机记录了不少原生态的民歌声音信息。
音乐家杨匡民
扛着钢丝录音机到农村采风
2017年过世的武汉音乐学院音乐学系杨匡民教授，是我国杰出的民族音乐理论家，长期从事民族音乐的收集、整理和研究工作。解放初期杨匡民从缅甸回国，在广州华南人民文学艺术学院教中国民歌课。1953年秋，他调任武昌中南音专工作，从此与湖北民歌的收集整理结缘。
1956年，学校成立民间音乐研究室，杨匡民任该室主任。当年10月份，杨匡民就带领学生到天门、洪湖采风。他们身体力行深入田间地头收集民歌，现场录音、记词、记谱。这次采风的成果，于1957年春编成《绣个武汉修铁桥》的民歌集。
当年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农村交通也不发达，农村生活条件也差。杨匡民扛着钢丝录音机，步行到一些偏僻的乡村，吃住也在农村。当时国家只能给每个省配一至两台钢丝录音机，钢丝录音机有二三十斤重，许多偏僻乡村不通电，费了好大力气扛上山的钢丝录音机因没电而派不上用场。有一些条件好一点的村子，好不容易录上了音，后期处理时，钢丝易乱、易断，一不小心会让前面的录音工作前功尽弃。当时也把不少民间歌手请到武汉音乐学院来录歌。杨匡民曾和武汉音乐学院青年教师说，那是一个事业，没有决心和毅力是坚持不下去的。
1984年担任湖北省音乐家协会副秘书长的黄中骏，20世纪80年代和杨匡民一起到地市州给基层文艺干部做培训，那时用的已是磁带录音机。一台录音机一般8～10斤，基层文艺干部嫌携带录音机采风太重，杨匡民就跟他们讲起五六十年代扛钢丝录音机到农村的事，说钢丝录音机是磁带录音机的几倍重，磁带录音机可以使用干电池，一人便可操作，已经是很方便的了。
这些基层文艺干部对湖北民歌的收集与传承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蜚声世界的湖北民歌《龙船调》，其前身是流行于利川土家族的灯歌《种瓜调》。当年利川文化馆干部周叙卿于1953年至1956年在利川柏杨坝进行《种瓜调》的创作，他与其他文化馆干部深入到民间收集整理民歌，同时将民间歌唱家请到学校讲堂，让当地学生受到民歌艺术的熏陶。
蒋桂英根据天门民间小调
改编《幸福歌》
20世纪60年代初，湖北民歌《幸福歌》曾三次进京演唱，受到党和国家领导人连声称赞。此歌生动优美，深受群众喜爱，迄今仍在广泛传唱。
《幸福歌》原是一首湖北天门民歌，由何伙填词，湖北省歌剧舞剧院蒋桂英根据天门民间小调改编而成，由蒋桂英首唱于20世纪50年代末。记者日前采访年逾八旬的蒋桂英老师，得知20世纪80年代，她曾跟随湖北民歌收集先行者杨匡民教授到潜江、沔阳收集民间音乐，当时她在省文联民族音乐研究室工作。
武汉音乐学院图书馆音像部主任刘婷介绍，1963年5月出版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收集湖北民歌已达622首，分类特别细致，包括山歌、小调、秧歌、风俗歌、摇儿歌、儿歌、生活音调、灯歌、劳动号子9类。如今许多耳熟能详的民歌和流行歌曲，就是根据传统湖北民歌改编而成。例如20世纪90年代流行的《纤夫的爱》，曲调里就吸收了湖北民歌的元素。
再如《六口茶》，它是湖北恩施的一首著名民歌，原唱者是恩施市白果乡金龙坝村螃蟹阡的魏明清老人，《六口茶》是他20世纪70年代在永红水库(今名为岸云水库)修水库时，跟着一个来自芭蕉乡供销社的工作人员石明哲学的。除了自己唱，他还教会了附近的村民。随着时间的推移，《六口茶》已远远地超过了单纯品饮茶水之景，融入了情俗，有了情感的升华，表现出了土苗青年追求爱情和美好生活的多重境界。
文图/记者万建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