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冬，李蕤、宋秀玉夫妇及子女们在武汉合影
1961年秋，宋致新（左）和文联大院的儿时伙伴鲜子（中）、杨丹娜（右）合影
□楚天都市报极目新闻记者 刘我风 通讯员 刘丹 供图 宋致新
湖北省社科院文学所退休研究员宋致新女士，今年已经73岁了。最近她与上世纪60年代的伙伴们以众筹的方式，出版了一部集体回忆录《记忆深处的文联大院》。该书以家庭为单位，讲述了已经拆迁的汉口解放公园路48号老文联大院的故事。
这座老文联大院，是中国文联四个协会（作家协会、美术家协会、音乐家协会、戏剧家协会）武汉分会的办公楼与宿舍楼共同组合的一个大院，建于1958年。三栋宿舍楼于1999年拆迁，目前仅存的一栋办公大楼，是武汉市文联的所在地。这里曾经是全国诸多文化名人的荟萃之地，碧野、徐迟、姚雪垠、李蕤、张肇铭、武石、师群、杨平、龚啸岚、汪培华、李井然……都曾在这里居住。
宋致新自10岁随父母搬到这里，50岁才离开，对大院有着很深的情感。作为文联大院第二代中的大姐，她牵头主编了这部回忆录，她的大哥、武汉电视台前台长赵致真为新书作序。近日，宋致新接受了楚天都市报极目新闻专访。
李蕤是武汉市作协首任主席，参与创办了《长江文艺》，并创办了《芳草》杂志
记者：您父亲是著名作家李蕤先生，为什么您哥哥姓赵，您又姓宋呢？
宋致新：我父亲本名赵悔深，李蕤是他的笔名。我大哥赵致真、二哥赵致善随父亲姓赵，我和姐姐宋致美，随母亲宋秀玉姓宋。这是当时的新潮流，我们文联大院有好几个家庭也是这样，有的孩子随父亲姓，有的随母亲姓。
我父亲李蕤1911年出生于河南荥阳。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一直是活跃在河南文坛上的青年作家和新闻记者。1949年7月，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我父亲作为中原地区文学界代表，参加了这次盛会。
武汉解放后，中共中央中原局派遣大批干部随军南下，在武汉成立了中南局，武汉再次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武汉”。中南局统辖六省二市（豫、鄂、湘、赣、粤、桂六省和武汉、广州二市），《中原日报》的《文艺》副刊改为《长江文艺》，成为中南大区的文艺刊物。1953年，我父亲刚和巴金先生等一起从朝鲜前线采访归来，就奉调武汉，担任中南文联、中南作协第一副主席及《长江文艺》副主编。从此我们全家就跟着父亲来到武汉，在武汉扎下了根。
经历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改革开放后，父亲又出任武汉文联副主席，198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同年任武汉作家协会首任主席，并创办了《芳草》杂志，直到77岁高龄才退休。
我们的母亲宋秀玉也不是普通的家庭妇女，建国初期她在河南省妇联任《河南妇女》杂志编辑，还为河南省广播电台主持《妇女儿童》节目。1953年她随父亲调到武汉后，先是分配到中南出版社编写教材，后来也调到了《长江文艺》，在小说组任编辑。
记者：看资料，您哥哥赵致真1967年毕业于武汉大学中文系，您于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中文系。兄妹俩都选择了武汉大学中文系，应该和父母的影响有关，这种影响是直接的，还是潜移默化的呢？
宋致新：潜移默化吧！那时候父母工作都忙，哪有时间管我们呢？哥哥姐姐们到武汉，读的都是寄宿小学，我则从寄宿幼儿园读起。只有到了周末，才能回家见到父母。有时父亲和我们一起吃饭，会突然问一句：你今年读几年级啊？或者翻翻我们的小作文，说，嗯，这句写得不错呀，对时代的认识比爸爸还超前呢！
和哥哥姐姐相比，我上大学比较晚。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已经28岁，在一家半导体工厂当工人，那年我没敢报考。后来看了考题，认为不难，因为此前我当过几年教师，功课丢得不算太远。1978年参加高考，我五门功课考了409分，进武汉大学中文系是第一名。我29岁进大学，33岁大学毕业，比正常读书年龄晚了整整十年。
我大哥赵致真，是我在武大中文系1967届的学兄，也是我们“文联大院娃儿们”的长兄。大家公推他给这本书写个短序。我觉得这个序基本写出了我们出书的缘由和初衷。
如果要问武汉地区曾有哪些文化名人在文联大院住过，倒不如问哪些文化名人没有在这里住过
记者：解放公园路是汉口一个非常特殊的存在，有时候我坐车经过那里，即便低着头在打盹，车一拐弯我也知道是解放公园路到了。
宋致新：解放公园路，因解放公园得名。1949年以前，解放公园还是一个野公园，这一带常被老武汉人嘲笑为“铁路外”。新中国成立以后，这里被开辟成一个新区，新政府的政府部门大多建在这里，如武汉市委大楼（原中南局大楼）、武汉市委党校、武汉市委宿舍。我们文联大院也建在这条路上，是依照周总理亲自批准的红线图修建的。
1954年6月，中南局撤销后，中南作家协会也改为中国作协武汉分会，但会员依然是从六省二市抽调过来的老班底，依然是名家荟萃，精英云集。
文联的全称是文学艺术家联合会。如果要问武汉地区曾有哪些文化名人在我们文联大院住过，倒不如问哪些文化名人没有在这里住过。这样的生活环境，使我们从童年时代就接触到文学、绘画、音乐、表演艺术。这些“美的教育”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滋润着我们。
记者：文联大院的那些叔叔伯伯，您印象最深的是谁？
宋致新：碧野黄伯伯（碧野本姓黄）。碧野先生和我爸爸相识20多年后，又在文联大院成为近邻，他们保持了一辈子的友谊。我爸爸1998年去世后，82岁高龄的碧野伯伯还冒着严寒来参加了我父亲的追悼会，我在书中专门有一篇《文人相亲》，写的就是碧野伯伯和我父亲的世纪友情。书中也收录了碧野长女黄榕的追忆文章，从书中你可以看到，他们家的气氛也是非常民主的，黄榕调皮的时候会喊她爸爸“黄大哥！”
那时候每家都是好几个孩子，孩子们经常成群结队在院子里玩，男孩子打珠子、玩官兵捉强盗，女孩子跳橡皮筋、跳房子，到各家串门。小伙伴中我和杨丹娜、杨小娜小时候往来就比较多，因为我和小娜同龄。他们的父亲杨平，本来是你们湖北日报的副总编辑，1960年调到省文联任党组副书记，兼省文联和武汉作协副主席。
大院小伙伴真是多才多艺，最后连封面设计、装帧排版、考证住房建筑、绘制大院图纸都是自己动手
记者：书中数百张老照片，显示了与武汉市民完全不一样的精神气质。文联大院的文二代，现在应该星散在祖国各地。征集这些书稿应该不容易吧？
宋致新：所以要感谢互联网啊。早在2016年，我们就建立了“文联大院的娃们”微信群，大家互相联系，像滚雪球一样，成员越来越多。大家一进群先报曾住大院几栋几门几号。说起来当年的“娃们”都是爷爷奶奶级的人了，但讲起童年时代的故事，还是记忆犹新、兴趣盎然。于是大家决定以众筹方式出一本集体回忆录。我们成立了编委会，在群里广泛征稿。
因为文联大院曾住过不少知名人物，在回忆文章排序上，谁先谁后是个难题。我们干脆采取最简单的办法，按作者交稿的先后顺序排列（笑）。
本书主要写每个家庭几十年的命运故事。每篇文章写好后，先发到群里晒一晒，让大家品评。“大院的娃们”都是老熟人，知根知底，写的都是亲身经历，因此，回忆文章都是实实在在真实可信的。大家还把压箱底的老照片也翻出来，数百张年深日久的老照片具有丰富的史料价值，很珍贵。
另外，本书是以家庭为中心的，在编排上，我们在每篇文章前面的第一张照片，尽可能采用家庭照、全家福，突出亲情、友情，避免了不必要的攀比，使得更多的“文联大院的娃们”参与进来。书中36篇文章，从不同的专业，不同的角度，讲述了文联大院的生动故事和历史变迁。
必须说，我们这些小伙伴真是多才多艺，最后连封面设计、排版、考证住房建筑、绘制大院图纸、制作群印章都是自己动手，各显其能。用我大哥赵致真的话说就是，“家风不坠，各膺重寄，没有辜负父辈们的鞠育和熏陶。”“这是对历史尽责任，对父辈尽孝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