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护人员在手术室向器官捐献者刘志强夫妇鞠躬致敬。
在遗体捐献者纪念碑前献花的人们。
安徽省红十字会设立的遗体捐献者纪念碑。
2枚肝脏、4枚肾脏、2对眼角膜从一对夫妇的遗体中取出，运到了250公里外。特殊的告别后，原本属于两个人的器官，在另外10人的身体中，有了重新运转的机会。
在我国，器官移植的供需存在巨大差距，根据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2019），每一百万人中约有4人会捐献器官，很多患者在等待中逝世。
这对勤劳、热心甚至普通的安徽夫妻，成为国内首例同时捐献器官的夫妻。
意外的车祸
那是一个平静的上午。
刘志强到楼下跑步，路边的月季开得正艳，他停下来，拍了张照发给女儿们。
妻子卢丽还在厨房里忙活。烙饼、煮粥、做豆浆，她要在女儿们醒来前准备好一切。女儿们去上班后，刘志强也准备去矿上工作，卢丽想去买点东西，二人便一起出了门。
电动车从熟悉的绿道穿过。十几分钟后，在一个十字路口，一辆货车突然闯了出来。
发生意外的时候，二女儿刘梦佳在上班。6月3日上午11点左右，“妈妈”来电，她以为又要念叨让她好好吃饭。一个多小时前，卢丽刚把饭送到女儿公司，还发了条微信语音，“菜如果凉了，你再加热一下。”
但电话那头传来的是陌生声音。“你爸妈出车祸了，快来！”刘梦佳仿佛被一道闪电击中，浑身打颤，立马赶去宿州的中煤矿建总医院。医生让她把家长叫来，刘梦佳带着哭腔说：“这就是我的家长。”
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刘志强和卢丽躺在相邻的病床上，靠呼吸机维持生命。
又过了一周，情况没有丝毫好转，甚至变得更糟。刘志强夫妇处于不可逆的深度昏迷状态，医生希望家属可以接受病人无法再醒来的事实，同时提出了另一种“活着”的可能——器官捐献。
刘梦佳犹豫了很久，她试想，“如果他们知道，或许也会支持这个决定。”
两个和十个
父母宠爱的小女儿首先反对。
车祸发生前两天，父母刚给她过了生日。卢丽举着手机，记录下女儿吹蜡烛的瞬间。那天买的荔枝还没吃完，冻在冰箱里。刘梦佳懂得妹妹的不舍，意外来得太快，留下的遗憾太多。
“之前没有做的事情，让别人来替他们完成吧。”刘梦佳终究还是说服了家人，“至少那两对眼角膜，能带他们看到更多的风景。”
6月15日上午，刘梦佳姐妹三人一起签下器官捐献确认书。
在宿州红十字会工作人员的见证下，刘志强和卢丽的呼吸机被撤下，被宣告脑死亡。他们的身体被蓝色的布盖住，医生、护士和器官协调员围在四周，低着头，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向伟大的器官捐献者默哀。”
父母走后，姐妹仨把微信头像都换了。一张全黑的照片，点进去细看，会看到星星。她们相信“人死后会变成星星”，想念的时候，抬头就能看见。
因为车祸去世的捐献者，器官协调员李春伟见过很多，“但夫妻俩同时捐献器官的，这是国内首例。”
两个小时后，器官获取手术完成。2枚肝脏、4枚肾脏、2对眼角膜相继被取出，装入特定的储存仪器，从宿州紧急送往合肥市。在那里，器官移植团队、手术室、麻醉科、输血科的专家紧锣密鼓地准备着。
不出意外的话，这些器官将很快会进入10位患者温热的体内，重新运转。
失而复得的眼睛
在刘志强夫妇去世的那个雨天，梁嘉欣躺在合肥普瑞眼科医院里，她等待的眼角膜正从250公里外赶来。一周前，这位35岁的公务员因为细菌感染导致眼角膜穿孔，可能会永久失明，甚至伤及大脑神经。
医生建议她更换眼角膜，但得到这个器官需要难得的运气。梁嘉欣是幸运的，毕竟另一个接受眼角膜捐献的患者已经等了5年。
这是个身高一米八的小伙子，皮肤黝黑，在建筑行业工作，他需要把眼睛凑到仪器前，测出建筑的精确方位。5年前，孙思城的眼角膜出了问题，医生建议做移植手术，先登记信息然后等待。到今年6月，他连5米外的东西都看不清了。
手术很成功，康复后的孙思城有时会想，给自己捐献眼角膜的人是谁，是男是女，多大年纪。一天，他看到一对去世夫妇捐献器官的新闻，那个时间和自己的手术时间差不多，他猜想，自己的“恩人”或许就是他们。但根据器官捐献的“双盲原则”，捐献者和接受者不能知晓对方信息。
梁嘉欣摘下纱布后，儿子好奇地盯着她的左眼，想看看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妈妈，人家为什么要把眼睛给你啊？”
该怎么向一个6岁的孩子解释捐献的含义呢？“他们去世了，但想帮助更多的人。”儿子又问：“那就是死了吗？”“对，他们的眼睛在妈妈身上活着。”
“万分之一”
肾脏移植的过程远比眼角膜要艰难。
刘大勇和他的肾脏已经艰难支撑了两年时间。刘志强夫妻捐献的肾脏送到了安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简称“安医大一附院”），在此就医的刘大勇成为被选中的4名受捐者之一。
他开了十几年货车，跑遍全国各地，一天24小时基本都在车上。两年前，刘大勇被诊断为尿毒症晚期。他从138斤瘦到104斤，脸色蜡黄，黑斑爬满身体。喝水也成了一件十分危险的事儿，多喝几口就会感到心衰，无力，插管透析是家常便饭。
等待是漫长的。肾脏和肝脏的移植过程复杂，器官资源极度稀缺。据中国器官移植发展报告，截至2019年年底，全国仍有47382人在等待肾脏移植。捐献的器官需要通过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计算机系统进行分配，被选中的患者还需要配型成功。
好消息在不经意间降临。6月15日晚，医生的电话来了。第二天，在医院大厅，十几个跟刘大勇一样的患者在排队等着抽血配型，最终会有4人接受刘志强夫妇的捐赠。
从47382人到最后的4人，刘大勇幸运地成为那“万分之一”。
“我想喝水。”这是刘大勇手术后醒来的第一句话。对于一个尿毒症患者来说,水是极奢侈的,有时候渴得不行了，也只能喝一小口润润嗓子。
护士端来一杯水，刘大勇用吸管抽了两口，“那是重生的感觉。”
“生命本来没有名字”
截至2021年8月27日，我国实现捐献35661例，捐献器官106054个。每百万人口器官捐献率从2015年的2.01上升至2019年的4.16，但仍处于较低水平。
器官捐献员李春伟仍每天奔波于各家医院，寻找潜在的器官捐献者。“器官捐献的缺口还很大，我们的工作形势依然很严峻。”
李春伟曾遇到一个40多岁的肝脏衰竭患者，直到逝世也没等到合适的移植肝脏。病重时，他对妻子说：“如果哪天我不行了，看看能不能把我的肾捐出去。”
今年3月，那位病人因肝衰竭离世。最终，这名逝者的肾脏救了两名尿毒症患者，他的妻子和女儿也签订了志愿器官捐献协议。
火化后，刘志强的骨灰被带回了阜阳老家。这个17岁离家的少年，在51岁的时候和妻子一起回到故土。
但他和卢丽的名字会永远留在合肥市大蜀山烈士文化陵园里。那里有一片遗体捐献者纪念林，两块赭红色的大理石相对而立，镂空出一男一女的形象，中间的玻璃上印着红十字，写着“安徽省遗体捐献者”。
花岗岩石碑像书页一样打开，1200多名器官捐献者的名字被刻在上面。每年春分的时候，逝者家属和受捐的重生者们会相聚在此。他们在这里默哀、送花、朗诵诗歌。
在医护人员的带领下，周国平的散文《生命本来没有名字》一次次被念起：
当一个陌生得连名字也不知道的生命，
远远地却又那么亲近地发现了你的生命，
透过世俗功利，
向你的生命发出了不求回报的呼应，
这岂非人生中令人感动的幸遇？
（刘志强、卢丽、梁嘉欣、孙思城、刘大勇为化名）
据《新京报》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