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中常有千年松，世间难逢百岁人。对于一个家庭来说，百岁老人是无价之宝；对于一个社会来说，百岁老人是一部见证了历史变迁和时代变革的活历史。
近日，极目新闻记者走访了武汉四位百岁老人，他们用朴实的语言描绘时代变迁，用善良的笑容表达出对党的感恩和生活的热爱，他们跨越百年风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享受着老有所依、老有所养、老有所乐的晚年生活。
放牛女娃改变命运，当选为省人大代表
徐荣生 100岁 徐荣生拿着一摞奖状
极目新闻记者 孙婷婷
通讯员 彭亚楠 向宏坤
6月20日，极目新闻记者来到武汉市青山区钢花村街116社区，今年100岁的徐荣生正在看电视中播放的党史知识竞答，说起中国的变化与发展，徐荣生一下子来了精神。她的一生跌宕起伏，从一名放牛女娃成为年年评优的技术工人，又当选湖北省人大代表。“没有党让我们妇女翻身，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平等，就不会有我的今天。”徐荣生动情地说。
放牛女娃成了技术工人
1921年2月26日，徐荣生出生在河南省信阳市光山县的一个普通农村家庭。徐荣生家中六兄妹，她排行老五。两岁时，母亲离世，姐姐把徐荣生带大。那时候女孩都要裹脚，姐姐从小就裹脚，而她到了四五岁才开始裹脚。“我的孙子经常问奶奶的脚怎么了，这是裹脚的痕迹，裹脚走路脚都是木的，旧社会的女孩没有自由。”徐荣生说。十几岁时，红军到村里宣传政策，不允许女孩裹脚，她一听到消息，打从心里高兴，立马扯下了裹脚布。
20岁时，父亲去世，徐荣生被送到许下娃娃亲的婆家。1949年，她跟随婆家逃难来到汉口。武汉解放了，他们定居下来。后来，武汉3506工厂招工，徐荣生成为一名技术工人。徐荣生踏实肯干，年年获评优秀。她向记者展示了自己攒下来的一摞奖状。
“解放后，新社会个人发展全凭劳动，旧社会女孩只能下地做农活，出个门都要被嘲笑。”徐荣生感叹。
当选为湖北省人大代表
徐荣生说，她从小没有名字，姐姐们也没有名字，大姐叫大毛，二姐叫二毛，女孩名字按照家族顺序依次取名，所以徐荣生只知道自己叫八毛。当时，女孩不能抛头露面，也不让上学，因此她不识字，名字也不会写。到了工厂后，国家开展扫盲运动，工厂开了夜校。放工后，徐荣生积极学习，一直学到初中毕业。这期间，她给自己取名徐荣生，因为参加生产光荣，这个新名字见证了她崭新的人生。
1950年，新中国出台第一部法规《婚姻法》，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因娃娃亲结婚的徐荣生向法院申请离婚，1951年，法院宣判两人的包办婚姻作废。后来，徐荣生经人介绍认识了一名工人，两人结为夫妻。
1953年，徐荣生入党。1970年，年近五旬的徐荣生报名去条件艰苦的十堰地区，带着两个孩子支援“三线”建设，到了3541工厂工作。1977年，徐荣生当选为湖北省第五届人大代表。1979年10月，她从技术工人岗位上光荣退休。
百岁生日当天直播讲党课
从河南来到武汉以后，徐荣生偶尔回去过几次。她说，老家的门口修建了三个大池塘，坐在池塘边树荫下吹风别提多惬意，老家的人都修了新房子，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徐荣生的大儿子定居上海，她和二儿子、小儿子生活在武汉。过去家里人联系只能靠写信，如今，通信、交通工具日益发达，她时常和大伙视频通话，家人们也会乘高铁或开车回来看她。
现在，徐荣生每月有4500元退休金，逢年过节，社区的工作人员便会上门慰问。今年2月26日，农历元宵节，社区专门为她准备了一场庆祝100周岁的生日派对。有着68年党龄的徐荣生还给社区居民直播讲党课。“今天的生活太幸福了，你们年轻人过上了好日子呀，我也赶上了好时候。”采访中，徐荣生不断地重复这句话。
一门三代15名桥工，大桥修到世界各地
孙春初 102岁 孙春初（左三）和家人在武汉长江大桥前合影
极目新闻见习记者 黄志刚
他是新中国第一批桥梁建设者，中铁大桥局第一批高级工程师，中铁大桥局五处第一任机修厂厂长。他叫孙春初，是新中国第一代桥工，参与并见证了武汉长江大桥的修建。他将自己的儿女培养成了桥工。到了第三代，孙子辈也成了桥工。
细数孙春初的43人大家庭，有15名桥工。孙家不仅是名副其实的“桥梁家族”，更见证着中国桥梁的发展变迁。
贫苦娃成长为铁路工程师
1919年，孙春初出生在湖南长沙的一个贫苦家庭。8岁那年，孙春初罹患天花，好不容易捡回一条命，面部却毁了容。在艰难完成小学、中学课程后，孙春初进入湖南楚怡高级工业学校土木工程专业学习。“那时候强调‘科学救国’，我就拼了命学习科学知识。”孙春初说。
1941年，孙春初被派往滇缅公路建设现场。滇缅公路是一条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国际通道，也是中国西南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唯一的运输通道，它的建成有力地支持了中国的抗日战争。
孙春初很快在高强度的修路施工中成长起来，并成为土木工程师。在施工中，各种未曾见过的工程机械引起了孙春初的兴趣。不久后，孙春初成了施工队的机械工程师。
新中国成立后，他被安排到衡阳铁路局坪石工务段工作。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孙春初随第三批铁路抢修部队进入朝鲜，在志愿军司令部工务部担任工程师。
在朝鲜的300个日夜里，孙春初走遍了朝鲜的3条铁路线，凡是有中国铁道兵和中国铁路工人抢修的桥梁，都留下了他的身影。
参与修建万里长江第一桥
1953年回国后，恰逢国家准备建设武汉长江大桥。孙春初由衡阳铁路局调入刚刚成立的武汉大桥工程局。
当时，在汉水桥工地，火车运进了苏联援助的两台推土机、五台拖拉机，这些机械停在车皮上已经一个星期。由于没人会操作，根本开不下来。
孙春初得知后，自告奋勇登上推土机，摸索着发动了机器。“那些苏联机械和我在修建滇缅公路时接触的机械，原理都一样。”孙春初说。他将滞留在汉水桥工地的七台机械车全部开进了工地。
后来，武汉大桥工程局成立了机械经租站，孙春初参与了组建，担任了第一任站长。在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的过程中，国家紧缺机电机械人才，孙春初带领机械经租站的年轻人钻研技术，带出了一大批机电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人，就连援助修桥的苏联专家都对他连连称赞。
一门三代15名桥工
如今，孙春初已是四世同堂，儿孙中有14人在桥梁系统工作。正月初五是孙春初的农历生日，这也成了孙家一年最热闹的日子。无论多忙，孙家人都要抽出时间，从天南海北相聚武汉，拍摄一张全家福。
“当年武汉就一座长江大桥，60多年建成了11座！”站在武汉长江大桥回望当年建桥的施工旧址——如今的汉阳区建桥街，孙春初感慨万千：从当年水网密布的荒芜土地，到如今高楼林立的汉阳新城；从当年建桥时的泥泞公路，到如今柏油路、水泥路和轨道交通密布的城市路网；从武汉长江大桥到长江二桥，从鹦鹉洲大桥到杨泗港大桥，从天兴洲长江大桥到青山长江大桥……
60多年前曾被长江、汉水阻隔的武汉三镇，如今已被密布的桥梁连结成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孙家的第三代桥工也从武汉走出国门，将大桥修到世界各地。
切身感受交通巨变，安享晚年幸福生活
王士祯 106岁 王士祯仍在坚持看报
极目新闻记者 王荣海
实习生 曾秋云 季智聪
父母早逝，他幼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如今年过百岁，除了有退休金还能领高龄老人津贴；40年前坐船到上海需要3天半，如今坐高铁3个半小时汉沪直达。106岁的王士祯是武汉市江岸区一元街扬子社区最年长的老人。近日，极目新闻记者走进王士祯老人家，谈及百年巨变，老人娓娓道来，思路清晰，感慨万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一家人的幸福生活。”
小时候饥一顿饱一顿
王士祯1915年出生在上海一个贫苦家庭。“我2岁时父亲就离开了人世，14岁时母亲去世”，说起儿时寄人篱下的生活，王士祯擦了擦眼角，“那时候饥一顿、饱一顿。”家庭的变故，并没有击垮王士祯对生活的信心。穷困的日子里，王士祯愈发勤奋学习，特别擅长计算数字、打算盘。1937年他考进上海银行工作。
安宁日子没过多久，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王士祯辗转多地，直到解放后，他的工作才稳定下来，在武汉一家银行上班，并在江汉路附近安了家。
王士祯在武汉的家，有20多平方米，他和老伴还有两个儿子居住。“当时我们住的三楼就是顶楼，夏天最炎热的时候，屋里温度比外面气温还高。”王士祯的儿子王辅信对记者说，那时候家里没有空调，夏天热得受不了，王辅信就搬个竹床到楼顶睡觉。家里没有冰箱，吃不完的饭菜都是放在盛上水的脸盆里面晾着，上面罩上纱罩。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中后期，王士祯一家才用上了电扇和冰箱。
如今，王士祯一家的住房状况也发生了巨变，住上了90多平方米的房屋，儿子早已成家，有了自己的住所。逢年过节，社区居委会、银行系统领导都会上门慰问老人。现在他每个月除了领退休金外，还能享受每个月500元的高龄津贴。“这都离不开党的好政策，我很感恩、知足，我要感谢党和政府对我们的关怀和照顾。”王士祯感激地说。
感受最深的是交通巨变
生活了一个世纪，王士祯感觉变化最明显的是交通。1982年，67岁的王士祯才从银行退休。退休后，老人经常回上海。“那时候去上海多数是坐船，虽然坐船要3天半，但是费用相对便宜。”王士祯说。
上世纪80年代，从武汉坐船到上海，坐四等舱需要十元零七角。王士祯回忆，当时一个工人的月平均工资30多元。那时候从武汉坐火车到上海，需要先转车到郑州，再转车到徐州、南京，然后再到上海，费用也贵。
进入新世纪，交通迅猛发展。如今，武汉到上海，乘高铁只需要3个半小时。
大交通巨变，小交通变化也很明显。王士祯回忆，上世纪80年代之前江汉路只有1路和2路少数几条公交线路，现在经过江汉路的公交线路有十多条。近几年，地铁2号线、6号线陆续开通。天气好的时候，在家人的陪伴下，王士祯经常会在江汉路步行街上转一转、走一走。“江汉路是越来越漂亮，越来越大气了。”老人称赞。
百年来，这位世纪老人见证了新中国的巨变，“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国家从过去一穷二白到现在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我为我们的党、我们的国家感到自豪！”
在武昌住了上百年，最爱“兜风”游览城市
李容佬 105岁 李容佬躺在床上
极目新闻记者 李庆 实习生 张星雨
她靠种菜养活了一家人，如今，她跟着子女住进了高档整洁的新小区，但仍不忘自己“菜农”的身份。
6月19日，记者见到105岁的李容佬婆婆时，她正躺在床上看电视。攀谈中，老人望向窗外的车水马龙，眼里满是羡慕。一个世纪的沧海桑田，三角路从沙湖边的一个小村湾变成了高楼林立的繁华社区，李婆婆就像矗立在路边那棵繁茂挺拔的大树，在这里扎根一生。
李婆婆是土生土长的武昌人，一辈子靠种菜为生，“那时的三角路村还叫宝积庵，我家里有一大片菜园子……”见到年轻的子孙们，老人就会讲起这些故事。
过度劳作让她留下病根
“我们那个时候，不管晴天下雨，天天都要往菜园跑。”李婆婆回忆当年的点滴，至今仍记忆深刻。一大家人挤在一栋破旧的瓦房里，一下大雨就漏水，家里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因为种菜、收菜、耕作都需要长期弯腰俯身，李婆婆的腰积劳成疾，落下了病根子，但为了这个家，她不得不起早贪黑。
李婆婆的儿子陈冬生告诉记者，父亲走得早，全靠母亲当家。一家人节衣缩食，哥哥姐姐穿过的衣服，缝缝补补给弟弟妹妹穿，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用。
“现在真是条件好，想吃什么都可以买到，那个时候能吃上一顿肉，就是非常高兴的事了。”李婆婆感叹。
在她的记忆中，三角路村地势低洼，到处长满杂草，通往村里的泥巴路也是坑坑洼洼。
因为常年弯腰种菜，她的腰一直不好，碰到阴雨天就会痛，有一次她在菜园遇到侵华日军，遭到对方殴打，她的腰自此就无法直起来了，“那时条件差，又没钱看病，只能咬牙坚持。”
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几代人不断耕耘和奋斗，这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喜欢出门看城市变化
这是一个五代同堂的大家族，从宝积庵到和平乡再到三角路村，李婆婆带着孩子们在沙湖边扎根了半个多世纪，她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
如今年事已高，她还是非常喜欢出门转转，“几乎每周都要出去一次，看看武汉的发展变化。”
“老人自尊心很强，不愿意让别人看到她坐轮椅的样子。”陈冬生笑着说，每次出门，他都会牵着老人下楼，再将其扶上自己的电动车。老人很喜欢这种“兜风”的感觉。“她主动坐稳，双手环抱抓紧我的腰，我再慢慢出发，一边骑车一边为她讲解城市的发展变化。”
“这一片原来全都是菜园子，那边是沙湖，还记得吗？”前几天，陈冬生又带着老人出门，李婆婆望着儿子指的方向点了点头，若有所思，“现在几好哟，都是水泥路。”说完，自己都笑起来了。
陈冬生说，每次看到城市日新月异的变化，老人都会想起一家人以前的生活，“那时候家里只有一间小屋，住着一家人，门前猪圈，屋后粪池，直到我怀了孩子，家里东拼西凑才将屋子往外推了一点，搭了个能放床的小屋，那是一间砖瓦房。”
2005年前后，武汉启动城中村改造，作为第一批“村改居”社区，经过十几年的变迁，三角路村现在高楼林立，绿树成荫，李婆婆跟随儿子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新房子。清晨，阳光透过玻璃窗洒在她的床上，映着她平静祥和的笑脸，老人惬意地看望窗外，感受着城市发展的日新月异，也感叹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