观众在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纪念馆参观，感受时代先声。
孩子们在家长的带领下参观中共五大会址纪念馆，接受爱国主义教育。
■ 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
——毛泽东
■ 从建党的开天辟地，到新中国成立的改天换地，到改革开放的翻天覆地，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坚守了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习近平
武汉，红色的土地，英雄的城市。
从1921年7月至1949年10月，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了28年浴血奋战，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这开天辟地的历史伟业中，武汉曾三度成为中国革命的中心：
1923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震惊世界，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在武汉达到顶点；
1927年，中共中央机关正式迁驻武汉，武汉成为大革命中心和国共合作的重要政治舞台；
1938年，武汉成为全国抗战中心，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南方的指挥中枢，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见证了全民族抗战的热血记忆。
■ 武汉在全国第二个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
两名武汉代表参加中共一大
6月夏风习习，武昌区粮道街上的武汉中学里书声琅琅。今年这所学校迎来了101周年生日。
上世纪20年代，武汉中学是武汉乃至整个湖北地区革命宣传和革命活动的重要阵地。它的创办人董必武是湖北籍中共一大代表，另有两位湖北籍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李汉俊都曾在此任教。其后的革命年代，这所学校产生了36位革命烈士。
1917年十月革命和1919年五四运动之后，随着一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武汉成为继北京、上海之后全国第三个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主阵地，涌现出李汉俊、恽代英、董必武、陈潭秋等一批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坚人物。
沿武昌户部巷向东，这一条主干道叫民主路，101年前它叫抚院街。1920年8月的一天，抚院街97号，挂着“董必武张国恩律师事务所”牌子的小屋里，董必武、陈潭秋、刘伯垂、张国恩、包惠僧、赵子健、郑凯卿7人，开会成立武汉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共产党武汉支部。武汉成为继上海之后全国第二个成立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城市。
1921年7月，董必武、陈潭秋作为武汉代表，参加了在上海、嘉兴召开的中共一大。此时武汉有党员7名，人数仅次于北京、上海，位居第三，占全国58名早期党员的12%。
党成立后致力于组织领导工人运动。1922年，全国第一个地方性联合工会——武汉工团联合会成立，全国最大的产业总工会——汉冶萍总工会也在武汉成立。武汉的共产党组织先后领导了粤汉铁路工人罢工、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罢工等一系列罢工斗争。
在武汉二七纪念馆，长江日报记者看到收藏在这里的一本记述二七罢工史实的小册子《二七工仇》，内有二七死难烈士名录，林祥谦排在第一位。他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有据可查、壮烈牺牲的第一位党员。
1923年2月4日9时，江岸分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下达罢工命令。锅炉工黄正兴接到命令拉响罢工汽笛。京汉铁路2万多名工人罢工，长达1200公里的中国南北交通大动脉——京汉铁路全线瘫痪，将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推向顶点。
3天后，军阀吴佩孚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对罢工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头可断，血可流，工不能上！”林祥谦被捕后始终拒绝下达复工令，被砍7刀，壮烈牺牲。另一位共产党人施洋，连中三弹后仍然高呼“劳工万岁”，凛然正气惊天地、泣鬼神！
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虽然失败了，但在世界上引起巨大反响。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发来声援电，称“二七这一行动，表明你们（中国工人阶级）已经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
时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领导全国工人运动的邓中夏，1929年撰写的《中国职工运动简史》一书中写道：“以工业中心城市的罢工潮而论，当时应首推武汉。”
■ 八七会议为中国革命指明出路
三大起义主力部队从武汉出发
1927年，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浪潮中，广州国民政府和国共两党中央先后迁至武汉，武汉成为大革命中心和国共合作的重要政治舞台。这年4月，以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到汉为标志，中共中央机关正式迁驻武汉。据有关资料统计，当时中央机关在武汉的办公地点多达21处。
市委党史研究室专家宋健介绍，党中央机关在武汉期间，中央秘书厅和各部委有了相对固定的办公地点，有的还下设了工作部门和机构，拟定了工作计划，初步形成了一些制度。党的组织建设逐渐走上正规化、制度化。
美国著名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千千万万的中国人》一书中曾写道：“全世界都知道，1927年的汉口是‘红色的汉口’。”
从武昌中华路转进都府堤，红巷13号有一座修葺精致的院落，为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
1926年冬至1927年秋，毛泽东结束在广州农讲所的工作来到这里，倡议并创办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以下简称“武昌农讲所”）。
毛泽东是武昌农讲所创办人，也是实际主持者。
1927年6月10日，800多名学员从武昌农讲所毕业，奔赴广大农村，他们像星星之火，撒向神州大地，将中国革命的燎原大火在各地点燃。
农讲所不远处是毛泽东的旧居。他在此写下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成为党指导农民运动的重要纲领性文献。
在汉口鄱阳街，有武汉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长江日报记者在这里看到一份八七会议记录手稿的复制件，记录工整、内容详尽、逻辑清晰，出自时任中共中央秘书邓小平之手。该手稿的原件保存在中央档案馆。
1927年8月7日，在这栋俄式公寓里，八七会议在敌人眼皮子底下召开。
“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上，毛泽东的这一经典论断，指明了中国革命的基本方向，成为指导中国革命的响亮口号。
“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这样评价八七会议。
1927年7月25日，中共临时中央常委会议在武汉召开，作出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的建军决策。
7月26日，周恩来在陈赓陪同下离开汉口住所德林公寓，赶赴九江指挥南昌起义。8月1日凌晨，南昌起义爆发。
南昌起义不久，9月，湘赣边界的秋收起义爆发。起义主力部队是1927年6月底在武昌组建、由共产党员卢德铭任团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
12月，广州起义爆发。广州起义的主力部队，由叶剑英任团长的第四军教导团，也是接受中共领导并从武汉出发的部队。
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都是由党在武汉策划的。参加三大起义的主力部队都是在武汉完成组建、扩编，并从武汉集结出发。
这一年，开国十大元帅和十大将因缘际会汇聚到武汉，在这里工作、学习。他们中的一些人在这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一年的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武汉召开。会议选举产生了首届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纪委前身）。这是党的历史上首次设立专门的中央纪律检查监督机构。
■ 新四军在汉成立
1938年武汉成为全国抗战中心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人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与国民党再度合作，捐弃前嫌，共赴国难。
1937年12月，中共中央决定在武汉第三次成立长江局，派周恩来等来汉统一领导南方各省党的工作。1927年和1930年，中央曾先后两次在武汉设立长江局。
“……武汉是全国抗战的中心，武汉是今日最大的都会，我们要坚决地保卫她……”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1938年传唱的《保卫大武汉》歌词，被刻在这里的墙壁上。
抗战初期，武汉是中国共产党在南方的指挥中枢。在位于汉口原日本租界中街89号（现汉口长春街57号）大石洋行楼内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里，长江局多次讨论南方各省党的工作，发过许多指示，发展壮大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南方的各级组织。
1938年，党的第一个外事工作机构——长江局国际宣传组在武汉成立。
中国共产党在武汉开展国际统战工作，周恩来不仅与斯诺、史沫特莱、鹿地亘夫妇、爱波斯坦等居住汉口的外国朋友有着紧密联系，还在武汉接见过国际友人白求恩、柯棣华等率领的援华医疗队。
1938年1月11日，《新华日报》在汉口创刊。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唯一公开出版的大型报纸，是党宣传抗日主张、联系各界群众、发展统一战线、推动救亡运动的重要载体。
7月，周恩来、郭沫若等主持开展武汉献金活动。“武汉献金运动不仅为抗战前线筹集了物资。”八路军武汉办事处旧址纪念馆馆长袁琳说，“它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献金高潮，向全世界宣告，在党的带领下，中国人民必将依靠自己的力量赢得胜利。”
1938年，周恩来、郭沫若直接领导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在武汉成立，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开展抗战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淞沪会战后，文化界提出“到武汉去”，文化名人纷纷来汉，武汉成为中国文化中心。“抗战是当时时代的主题，每一个中华儿女在国家存亡之际都自主地投身其中。”袁琳说。
武汉还是新四军的诞生地。1937年12月，叶挺、项英在汉口组建了新四军第一个军部，指挥这支铁军东进抗日，开辟华中抗日根据地。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后，李先念受命于危难之际，于1939年1月率新四军豫鄂游击大队挥师南下，挺进武汉外围。
这支孤悬敌后的雄师劲旅由160余人发展壮大为拥有5万之众的新四军第五师，创建了地跨鄂、豫、皖、湘、赣五省的抗日民主根据地，对盘踞武汉的日军形成了战略包围。
1946年6月，在国民党当局悍然发动全面内战之时，这支英雄之师发起了气壮山河的中原突围，拉开了人民解放战争的序幕。
■ 红旗从江汉关升起
“天亮了”大武汉迎来新生
5月16日，对武汉有着特殊的意义。
1949年5月16日，武汉人走上街头，打出“天亮了”的横幅，迎接人民军队进驻。
1949年初，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了三大战役的伟大胜利。1949年4月20日起，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
5月15日凌晨，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张轸在金口宣布起义。当日下午，困守武汉的白崇禧弃城南逃。江城武汉进入短暂的“真空”时期。
16日拂晓，按照中共武汉市委指示，湖北国立师范学院进步学生杨鹰等来到江岸刘家庙，找到第四野战军第40军118师前线指挥所，汇报市内情况。
5月16日上午，中共武汉市委和武汉市民临时救济委员会分别派出工人、学生、商民代表前往市郊岱家山迎接解放军。
当日下午，街上群众越来越多。汉口宽阔的中山大道各个重要路口人头攒动。听说解放军主力部队已经到了刘家庙，大家顿时激动起来。
此时，第40军第118师先头营开始进入汉口市区战略要地布防。
由地下党员刘虹等几位女同志连夜赶制的红旗，高高升起在江汉关钟楼上。
5月17日，江汉军区独立第一旅从蔡甸进入汉阳。下午，第40军153师从葛店进入武昌。
至此，武汉三镇全部解放。
“武汉的解放，既不是经过作战，也不是通过和谈，而是多重合力共同作用的结果。”宋健说，人民解放军兵临城下，反动派在解放军的军事压力下弃城而逃；地下党组织和地下工作者发动群众，团结各方力量控制局面，维护秩序；原国统区的城市管理者纷纷脱离旧阵营，选择站在人民一边。没有硝烟的战斗体现了“人心向背”。
本版撰文：长江日报记者胡雪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