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村贫困家庭走出，考上北京大学哲学系，到成为知名理论家、党史研究专家，原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石仲泉的一生也像是他“走党史路”的一场“长征”。
石仲泉致力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他坚信，“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绝不是‘教条主义者’”。他身体力行，爬雪山、过草地，用十余年时间重走长征路。
如今，83岁高龄的石仲泉仍笔耕不辍。2020年，《巨变——石仲泉谈新中国的发展》出版，这是他几十年不断思考、总结新中国史的结晶。
● 中学时被称“赤脚大仙”，为不偏废文理科选择哲学
石仲泉祖籍湖北红安，曾因家境贫寒面临辍学。所幸，他遇到有教育情怀的校长和一群老师，在他们的资助下，石仲泉完成中学学业。
20世纪50年代，荆州地区防洪筑堤，在沙市读书的他一到暑假就参与挑土筑堤，挣点买米钱，帮助家里度日。在学校里，为了省鞋子，他夏天经常打赤脚，同学们给当班长的他起了一个外号“赤脚大仙”。“整个中学是生活比较困难的时期，这也有个好处，磨炼意志，刻苦学习。因为读书来之不易啊！”
高中毕业后，石仲泉既不想偏废文科，也不想偏废理科。他看到北京大学招生简章上，哲学系也要学自然科学，大学考试要加考数学，于是填报北京大学哲学系，并被顺利录取。
“我可以自豪地说，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懈怠过。”石仲泉说，这与他铭记的两句话有关。
一个是他上中学时读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书中主人公保尔·柯察金关于“人的一生应当献给世界上最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的价值观，是石仲泉的人生座右铭；第二句是马克思讲的：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这是我治学的座右铭”。
研究了一辈子共产党史，石仲泉对故土红安满怀深情。
“红安是我的故土，血脉之根在这里。这是一片红色的土地。每每想到这些，我的心潮就很难平静，崇敬之情油然而生。”石仲泉说，自己最近一次回红安，是2017年11月纪念黄麻起义90周年，县城变化不小，七里坪长胜街保持了当年革命时期的原始风貌，没搞大拆大建，这很难得。
“据说，这两年我的老家太平镇石头塆在打造中国传统古村落，也令我向往，祝福家乡父老乡亲们生活越来越好。”
● 重视“回归历史现场”，重走长征路
石仲泉对中国共产党的人物研究、文献研究、历史研究等，都有着显著贡献。他曾参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起草小组，直接主持编修《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参与主持《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8年，并著有《我观毛泽东》《我观周恩来》《我观邓小平》《我观党史》多卷本和《长征行》等，在中共党史研究方面具有突出影响。
大学和研究生期间的哲学思维训练，让石仲泉打下了较为厚实的哲学功底，使得他看问题注重运用辩证思维方法，使其党史研究获得了鲜明的哲学思辨色彩，并重视“回归历史现场”，避免了剑走偏锋而带来的极端化、绝对化、片面化等弊端。
在他看来，党史工作者要搞好党史的研究和写作，应尽量走出“书斋”，去感受和体验某些重要的党史问题，努力掌握第一手原始的实际的可靠材料。
基于这种理念，他开始“走党史”，实地考察了井冈山斗争的历史、中共苏区的历史、延安作为党领导的革命事业中心的历史，尤其对红军几个方面军的长征作了实地考察。
2003年春，石仲泉不再担任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他要完成一个想了很多年但没有实现的愿望：重走长征路。
从2003年到2005年，他考察了长征历史，重走长征路，将中央红军、红四方面军、红二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的长征路的主要行程基本走了一遍，体验长征的艰辛，并于2006年出版了《长征行》。随后，他又陆陆续续考察了中央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赣苏区、湘鄂西苏区和陕甘苏区等全国的主要苏区，以及毛主席的转战陕北路、西路军远征河西血战祁连山的“长征路”，在2016年出版了《长征行》增订本。
《长征行》一书，将重走长征路的所见所闻所思记录下来，将游记散文和学术论文两种体裁有机结合，历史与现实相融，文采与思想并茂，跳出了党史出版物的概念化。这是石仲泉体验党史的一部力作。
“我终于上了雪山，过了草地。雪山草地，是长征路的标志性历程。不走雪山草地，就不算真正走长征路。因此一定要走，再大的困难也可以克服。”石仲泉曾在考察夹金雪山时，行车到雪山一半处，由于雾大，开始步行。在穿过大雾云层后，过了一个钟头，终于上了近4200米的山顶。这是他第一次上雪山，十分激动，情不自禁地高呼：“红军万岁！”
“一般地说，经历了一番体验而写的党史、军史、革命史，不会是文山会海，而是有具体材料、生动情节的；不会是概念化的，而是有血有肉的；不会是干巴的，而是鲜活的，让人喜闻乐见的。这就是我要‘走走党史’的缘由。”在石仲泉《长征行》一书中，他这样写道。
● 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一直是中共党史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热点，石仲泉也多年致力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强调在研究马克思主义民族化的同时，还要注重马克思主义当代化，即同中国情况、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结合起来。
“毛泽东在1938年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主要是讲民族化，没有特别强调时代性。因为那个时候的时代主题，同列宁说的战争与革命的时代没有明显变化。但20世纪70年代以来，时代主题发生了很大变化，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认识需要与时俱进。”
石仲泉表示，强调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化与民族化，实际上就是要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不同的民族环境中，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不断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总的来说，是一个不断探索、反复探索的过程。我们强调成功是在探索中获得的，挫折和失败也是在探索过程中发生的。我们要跳出过去路线斗争史的传统模式，来展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他多次走进大学，为学生们上党课、讲党史。他曾表示，讲党史要全面，既要讲辉煌灿烂，也要展现历史的“曲折”。“我想要使年轻人对党史有兴趣，一定要全面、客观地讲党的历史，正面的成就、我们的成功经验要讲，同时，我们经历的曲折、失误也不要回避，要实事求是地正视它，讲清楚。这是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实际展现。一定要有这个自信，这就是辩证思维。要相信辩证思维的力量能征服我们的年轻人，使他们正确认识党的历史，也以自己的行动来抒写党的历史！”
石仲泉说，任何时候，历史的发展都是曲折的，没有任何的成功是不付出代价的。“同样我们中国探索建设社会主义道路也要付出代价。这就是学费嘛！我们付出了这笔学费，知道此路不通，以后就不再走了。这就如过马路，前面是红灯不能闯，我就拐个弯走呗！失败是成功之母，我们以后就可以少犯错误了，就可以更加顺畅一点。”
今年是党的百年华诞，石仲泉告诉长江日报记者，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已实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目标，现在全党和全国人民正在向第二个目标——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前进。当代青年人就是要担当第二个目标，去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生力军、主力军。
“我寄语当代‘早上八九点钟的太阳’，一定要有崇高的理想和坚定的信仰，培育植根人民、热爱人民、服务人民的价值情怀，练就不畏任何困难、不怕任何险阻的艰苦奋斗精神，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迎接可能发生的巨大挑战，为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长江日报记者陈晓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