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任弼时在武汉。
1938年任弼时用过的领带。
1949年任弼时用过的小提琴。
1927年任弼时与夫人陈琮英等人在武汉的合影。
1927年召开的八七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具有重要转折意义的会议。会议地址选在汉口原俄租界三教街41号（现鄱阳街139号）一栋1920年修建的三层公寓。
在中国革命出现严重危机的情况下，八七会议的召开确定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巨大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
近日，本报记者来到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透过馆藏的一条领带和一把小提琴，找到一段关于一个23岁年轻人如何“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故事。
第一次递交意见书
任弼时，湖南湘阴人。参加八七会议时，任弼时任共青团（当时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1927年4月27日，党的“五大”召开，任弼时出席了大会，并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
6月下旬开始，全国政治形势越来越恶化，夏斗寅叛变、“马日事变”、朱培德“礼送”共产党员出境等接踵而至，披着“左派”外衣的汪精卫也在国共两党联席会上一再指责共产党“捣乱”，工农行动“过火”。
当时，陈独秀对汪精卫抱着幻想，一面委曲求全，步步退让，寄希望于两党联席会议的“上层谈判”；一面也随着汪的调子责备工农行动“过火”，命令工人纠察队自动交出武器，甚至要共青团中央下令解散童子团。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任弼时建议党中央发表宣言，向汪精卫摊牌，揭开他的假面具。但陈独秀却说：“百事由政府解决，不得自由行动。”
无奈，任弼时领导共青团中央起草了一份致党中央的政治意见书，特请党的中央总书记陈独秀出席共青团中央会议。
这时，为了安全起见，党团中央机关先后从汉口搬到叶挺的部队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驻扎地武昌。共青团在武昌的新机关是一幢两层的中式楼房。陈独秀在秘书黄玢然的陪同下来了。
6月的武汉，天气热得像蒸笼。这些日子里，陈独秀心情非常不好。在国共两党联席会上，汪精卫一再责备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党内，争论也非常激烈。正式开会前，任弼时先请陈独秀到二楼小客厅坐定，随后将团中央的政治意见书拿给陈独秀看。
开始，陈独秀不以为然地信手翻阅，当他看到意见书中对武装工农问题、土地革命问题等党中央的右倾做法提出了意见时，他几下就把意见书撕碎，掷在地上，责问说：“你们晓得什么？我现在还是党中央总书记，你们这样胡闹，究竟是党领导团，还是团领导党？”
任弼时见状异常冷静，请陈独秀再去会场听听大家的意见。却不料，陈独秀拂袖而去。会议不欢而散。
第二次递交意见书
任弼时是颇有韧劲的，一次不行，再来！他希望党的总书记能接受他们的意见，他希望革命尽快出现转机。
大约6月29日或30日，中央要召开常委会议。事前，任弼时因不是常委，只好将意见书交与会常委带到会上。那天夜里，中央常委会在武昌新机关召开。
此次会议任弼时没有参加，但后来他还是听到人们说意见书被陈独秀“大发雷霆，碎之于地”，而未传到党中央会议上。这次共青团中央的决议在土地革命问题、国民党问题、武装工农问题上均提出坚决的反对意见。
面对面的斗争
7月3日，中共中央召开扩大会议。会议主要内容即是讨论通过关于国共关系的11条“政纲”。
“政纲”上写着：“在国民革命中，国民党当然地处于领导地位。”“现在参加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分子为减少政局之纠纷，可以请假。”“工农等民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领导和监督；工农武装队均应服从之管理与训练，武汉现有之武装纠察队为避免与政府之纠纷或误会，可以减少或编入军队；工农要求不得超出国民党的决定和法律范围之外，工人纠察队不可干涉司法与行政……”任弼时对“政纲”逐一推敲，感到很激愤。
任弼时要求发言，还想阐述共青团中央的政治意见。陈独秀当即制止，说：“青年团根本没有权利提出政治决议案。”任弼时毫不退缩，当即呼吁与会的青年共产国际代表表示意见，又遭陈独秀制止。共青团中央的意见书最终被禁止宣读。7月12日，根据共产国际指示改组中共中央领导，陈独秀从此离开了中央最高领导岗位。
8月7日，在汉口三教街41号（今鄱阳街139号)一栋三层公寓里，任弼时参加了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和毛泽东、瞿秋白等一起批判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改组了中共领导班子，确定了新的战斗纲领。最后，会议通过了《告全党党员书》指出：“青年团以及中央委员会的代表，证明了自己最近期间在政治上的坚决性。”这便是对任弼时的肯定和赞扬。
在八七会议上，23岁的任弼时当选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
如果单从个人关系上来说，陈独秀对任弼时的政治成长有过启蒙作用。任弼时尊重陈独秀，视其为师长，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他对真理的坚持。后来在谈到与陈独秀的政治争论时，任弼时这样说：“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
汉口闹市名不副实的“画像馆”
任弼时是中共留苏元老，曾四度旅居莫斯科。现馆藏于八七会议会址纪念馆的一把小提琴是1949年任弼时用过的。据其女任远芳回忆，任弼时身上具有一种罗曼蒂克的气质。这件藏品展现了任弼时富有生活情趣的一面。
在工作中坚持真理，面对原则问题毫无含糊勇于斗争的任弼时，在生活中富有浪漫气息，多才多艺。
1928年至1929年，任弼时两次被捕入狱，党中央考虑到他已不适合在上海工作，决定派他到武汉工作，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
1930年5月，任弼时和妻子陈琮英离开上海赶赴武汉。这时的武汉革命形势十分严峻。
湖北省委的同志原想给任弼时找一处偏僻安静的住处，但是任弼时觉得最危险的地方反而最安全。因此，他们在汉口法租界一条热闹的街道上租了两间住房，布置了一个画像馆。此后，任弼时就以画师的身份开展工作。
任弼时为什么会选择画师的身份？因为他自幼喜欢画画，擅长丹青。中学毕业时的画作就具有很高的水平。
任弼时到武汉后，工作非常繁忙，画像馆的事情几乎都交由陈琮英打理。每天早晨，陈琮英照例清扫悬挂在墙上的几幅画，但是被年轻漂亮的女房东看出了问题。有一天，她问陈琮英：“为什么不挂个招牌在外头？你们还怕招引客人么？”陈琮英一听，赶紧回答：“我们是才学着做的，画得不好，想过一段时间再挂牌……”机警地蒙混过关。
任弼时一面感怀妻子在战争环境中的快速成长，一面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把招牌挂出去。否则，长期不开业，确实会引人注意。”陈琮英立刻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如果真有客人光临怎么办？”
任弼时爽朗地笑了：“那就让他来吧！来了，你就漫天要价，把价抬得高高的。”
第二天，陈琮英一大早就把招牌高高挂出去，开门迎客。因为价格定得高，客人们自然识趣而退了。这样，任弼时便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党的工作中去了。
很多年后，任弼时已经故去多年，暮年的陈琮英回忆起汉口的那段岁月，仍然清晰地记得闹市区那个名不副实的画像馆。她含着笑意轻轻念叨：“我老头啊，画得好就是不画，漫天要价!”
记者张珺 通讯员张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