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郭述申在延安红军大学时留影。
1942年3月，郭述申记录毛泽东所作报告的手稿。
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周志兵 通讯员 王平 王涛
2021年是建党100周年，党中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党史学习教育。
1942年3月，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报告，对党史研究的对象、内容、研究方法以及党的历史分期等问题进行了系统阐释。重温这篇党史研究经典之作，其闪耀的思想光芒，仍然指引着学习研究党史的方向。
省档案馆保存的名人档案之郭述申全宗中，收录了79年前郭述申原始记录毛泽东所作报告的手稿。
在中央学习组聆听毛泽东作报告
郭述申，湖北孝感人。曾任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书记、红二十七军、红二十八军政治委员、红二十五军政治部主任等，参加了长征。全民族抗日战争时期，任中共湖北工委书记、新四军四支队、五支队政委。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纪委副书记、中顾委委员。
1940年7月，时任新四军五支队政委的郭述申被选为中共七大代表，9月出发赴延安。
正值国民党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日伪军开始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反复“扫荡”，一路上不断遇到危急情况，郭述申辗转至次年3月才到达延安。在延安，他进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因此有机会现场聆听毛泽东在中央学习组所作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报告。
1994年7月14日，郭述申在北京病逝，享年90岁。临终前，他立下遗嘱，希望后代将其收藏多年的历史文献资料捐赠给湖北省档案馆。
2010年3月，郭述申的家属将相关档案捐赠给湖北省档案馆，共12箱、5000余件，包括手稿、信函、照片及其他历史文献资料。省档案馆组织人员整理后，编纂出版《郭述申文档》一书。
对于毛泽东《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报告，由于是现场记录，比较匆忙，郭述申手稿中的一些文字表述，与党史文献正式记载并不完全一致。
“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
从档案中可以看到，郭述申在笔记本第21页的贡眉上记下：中央学习组，1942年3月30日。主题是“中共党史研究方法（泽东同志）”。
郭述申首先记下一段话：不研究过去党的路线，就对今天路线政策了解不清楚，不能有进步。对过去的路，必须弄清楚。
毛泽东在报告中开宗明义指出：“如果不把党的历史搞清楚，不把党在历史上所走的路搞清楚，便不能把事情办得更好。”他认为，我们要研究哪些是过去的成功和胜利，哪些是失败，前车之覆，后车之鉴。我们要用这样的研究来使我们对今天的路线和政策有更好的认识，使工作做得更好，更有进步。
当时，中国共产党经历了21年的艰苦斗争，品尝了胜利，也经受了挫折，“左”的错误和右的机会主义不同程度上都影响了党的事业发展，党内在指导思想上仍存在一些分歧。
延安整风运动是从学习研究党的历史开启的，其重要作用就是把党的路线政策搞清楚，加强学习教育，提高党内思想理论水平，推进各项工作的开展。
提出“古今中外法”
“研究方法：名之曰古今中外法（古今是历史，中外是地理）”郭述申手稿中，特意将“古今中外法”标注了重点符号。
这是毛泽东创造性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对中共党史研究作出的重要总结。
毛泽东提出的“中”和“外”不是专指特指，而是一种比较研究方法。
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毛泽东说：“辛亥革命以来，五四运动、大革命、内战、抗战，这是‘古今’。中国的共产党、国民党，农民、地主，工人、资本家和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等等，这就是‘中外’。”“中国是‘中’，外国是‘外’。借用这个意思，也可以说，辛亥革命是‘中’，清朝政府是‘外’；五四运动是‘中’，段祺瑞、曹汝霖是‘外’；北伐是‘中’，北洋军阀是‘外’；内战时期，共产党是‘中’，国民党是‘外’。”
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我们是用整个党的发展过程做我们研究的对象，进行客观的研究，不是只研究哪一步，而是研究全部；不是研究个别细节，而是研究路线和政策。”当时，他把我们党的历史分为三个阶段:一是大革命时期，二是内战时期，三是抗日时期。他同时指出：“我们研究党史，只从一九二一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这前面的部分扯远了嫌太长，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从五四运动说起可能更好。”
批判“一切以外国为中心”的风气
“马恩列斯理论是普遍的真理，只有将其方法立场用到中国创造出理论，才有用处。如孔明借箭一样借马列的箭来用。”
在郭述申手稿关于《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两页半的记录中，最后记下了这样一段话。
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毛泽东早在1930年5月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中就说明:“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 1941年5月，他在《改造我们的学习》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
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报告中，毛泽东批判了党内存在的“一切以外国为中心”的风气，指出：“研究中共党史，应该以中国做中心，把屁股坐在中国身上。世界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我们也必须研究，但是要和研究中共党史的关系弄清楚，就是要看你的屁股坐在哪一边，如果是完全坐在外国那边去就不是研究中共党史了。”
（图片由省档案馆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