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80后”，陈柏峰已是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教授、博导，2020年底，他荣获“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
陈柏峰不止一次这样说：“在当今的社会和历史阶段，法学乃至社会科学研究可以说‘遍地是黄金’，只要愿意努力，都可以捡到‘金子’，有所成就。”
捡拾黄金，是一种躬身面向土地、面向基层的治学姿态。不论对自己还是对学生，陈柏峰都要求到基层去“浸泡”。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教授陈柏峰。记者彭年 摄
找村民聊天 为找素材两周没法洗澡
陈柏峰本科和硕士专业是法学，博士学的社会学。读硕士时，陈柏峰常感觉理论枯燥。“枯燥”，是指概念指涉不能与经验的具象相连接，脱离了具体的场景导致说不清楚。“这样思考问题没有多大意义。”于是，他将目光投向现实与基层，更倾向于在实际经验中发现问题、寻找答案。
在陈柏峰看来，今天关于中国问题的研究已经不少，但从经验层面去研究透的仍然不够。基层是整体规划、法律制度最终落地的地方，也是矛盾凸显的地方。深入一线、基层去调查研究，去基层“浸泡”，才知道具体工作怎么开展，实际问题是怎么产生的。
2005年开始，陈柏峰奔赴全国20余个省市的城乡基层调研，把法理跟当下的困惑结合起来，还与团队在学院里建立了基层法治研究所，用“脚”做学问。
为了了解乡村司法的实况，陈柏峰调研了鄂南陈村、豫东西乡、皖北李圩村、豫南宋庄村等；为了研究两湖平原农村，他在湖北、湖南的多个村庄开展了专门调研，累计驻村80余天，此外还在华南、华北的农村选点调研作为两湖平原农村的参照。
调研期间，陈柏峰与村民同吃同住，查阅大量档案材料，访谈村干部、派出所民警、村民。在陕西的一个村里调研时，因为当地条件艰苦，洗不上澡，陈柏峰就连续两个星期没有洗澡，收集够了素材才离开。
去到一个村，他每天都要不停找人聊天，要“深入地聊”——说几句话、打招呼不算，至少要聊3小时才算深入，一个月至少要找到四五十个人聊。“这样研究一个月，你甚至可以比99%的村民都更了解这个村。”刚去皖北调研时，当地村民都不怎么理睬陈柏峰，后来不少村民成了他的朋友。
实地调研才知道乡村更需要公共法律服务
基于大量实地调研，陈柏峰发现农民真实的诉求，基层的现实状况。“做研究不是在脑子里面空想，有了想法需要在实际中验证，如果只是找些僵硬的材料来填充理论设想，那就不叫研究，那是一个伪研究。”
比如对于基层司法，“不能简单地用形式主义的法治观去看待，既要落实法治，也要达到良好治理效果”，陈柏峰解释，治理就是解决问题，良好的治理状态，需要维持一个平衡。不仅是法律规范，道德规范、社会规范、党内法规都在不同的领域起作用，共同构成了完整的中国规范体系，这些都在法治大的范畴之内，不能把法治仅仅理解成法律的治理。
《乡村司法》出版于2012年，9年之后的今天，陈柏峰仍然在研究中国乡村法治。随着城乡一体化发展，城市和乡村区分越来越小，乡村已经被纳入了市场经济的系统，很多过去在城市中发生的矛盾在农村也出现了。陈柏峰说，有些矛盾在城市中看就是城市的问题，在乡村看就是乡村的问题，不能把城市和乡村一分为二对立来看。“比如说快递小哥在城里出了交通事故，这就是城市的问题，无法继续送快递后回到农村，这就是农村的问题。”
现在的农村和过去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也出现了很多新情况。陈柏峰举例说，传统乡村社会里的纠纷，主要是村干部去调解，不耗过多社会成本，但是现在很多问题需要和乡村之外的系统接触，村干部不一定有相关的知识，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因此，建立基本的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在城市需要，在农村更加需要。乡村的经济水平比城市要低一些，面对村民需求，基层政府要“多出一些力”。
中国法治社会建设本身就是创新
陈柏峰听到过人们关于中外法治的讨论、比较，在他看来，中国的法治体系里，有很多中国传统智慧，也有中国共产党从根据地时期、江西时期、延安时期一路走来摸索出来的做法，比如司法的人民性、马锡五审判方式。“我们可能在资源上借鉴西方国家做法，但内核始终是中国自己的，中国法治有鲜明的自主性。”
陈柏峰举例说，中国的土地制度跟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同。从打土豪分田地、合作化、人民公社到改革开放后的农村土地承包经营、三权分置，一路根据自身需要不断改革形成。过去在经济话语里面“所有”“承包”这些概念，落实到法律话语上，就形成了目前的农村土地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这么一套独具特色的复杂土地权利结构，不可能是从哪个国家抄来的。”
“当前中国的全面依法治国迈出重大步伐，社会治理精细化水平稳步提升，推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在现代化道路上不断取得新突破、迈上新台阶。”作为法学理论研究学者，陈柏峰感受到，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法治建设有了诸多创新，如2020年底中央印发的《法治社会建设实施纲要(2020—2025年)》就是其中之一。
西方没有“法治社会”这样的表述，只有中国把法治建设推进分成几块，包括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司法体制、法治社会等方面的建设。“这就是中国特色，法治社会建设本身就是创新，连‘法治社会’这个词都是中国独有。”陈柏峰说，“中国法治社会的建设，更体现了大国的责任感，把人民放在很高的位置，不允许人民的困难没人管。”
陈柏峰教授简介：
陈柏峰，生于1980年，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学会法律社会学研究会副会长。发表论文百余篇，出版《乡村江湖》《乡村司法》等专著6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重点、青年项目，教育部项目，霍英东基金基础性研究项目、中国法学会项目等10多项。获得第九届“全国杰出青年法学家”称号，获教育部高校科研优秀成果奖、中国法学优秀成果奖等10多项。积极参与法治决策咨询，智库成果得到批示采纳20多次。（记者刘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