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溯一
夏明方教授是当代灾荒史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作为中国人民大学生态史研究中心主任，他多年来从事灾荒史、环境史、生态史与社会经济史等领域的研究工作，著述颇丰，如《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与乡村社会》《近世棘途：生态变迁中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等。近年来，随着非典、新冠肺炎等疫情的暴发，人们从灾害的旁观者直接沦为全球大流行病的受害者，于是，灾害、疫病等词被更多人提及，成为牵动人心的大事。
就中国而言，从漫长的文明进程来看，饥荒、地震、旱灾等几乎是历史的常客，就如邓拓所说：“我国历史上累次发生的农民起义，无论其范围的大小，或时间的久暂，实无一不以荒年为背景，这实已成为历史的公例。”所以，灾害不单影响个体的生存状况，同样对国家层面有深远的影响。在夏明方新著《文明的“双相”——灾害与历史的缠绕》，便呈现了灾荒史背景的“另一个中国”——看似理性、温顺的时代，实则覆盖着危险，正日益显露自己的狰狞之相。为此，他仔细梳理中国灾荒史，资料的搜集范围堪称全面而广阔——从《春秋》开始，至古代最后一部纪传体“正史”《清史稿》，存留了大量关于灾害的史料，它们大多来源于“亲历、亲闻和亲见”，还有不少出自方志、档案以及当时的官书、调查和研究报告等。口述类史料也是该书中的重要内容，有些是亲历者亲笔撰写，有些为亲历者口述、编者代录，还有以座谈会方式进行集体回忆的，有效补充了文献资料的空白。就这样，在互相补充印证的过程中，灾害史以多元、全面的视角加以延伸，俨然形成一种学术性的研究。
题目既以“双相”命名，便已展露出全书辩证、多维的自然观与历史观。它借用了精神心理学界的一个名词，即英文的“bipolar”，指的是“人的心境，是因生物、心理和社会环境诸方面未明元素的交互作用而导致的，在正常、高涨（躁狂）和低落（抑郁）之间往返摆动”，夏明方用“双相”来表征灾害作用的双重性，它可以诉说繁荣与危机的悖论，也能让兴盛与衰亡瞬间转换，展现出某种相对平衡的状态。如此截然对立的两种模式，在生态史中得到互动共存。以古代为例，旱灾是历史上最常见的自然灾害，往往对人类生活影响极深。人们为发展经济，过度开发植被，导致自然界的多样性被破坏，一旦遭遇旱灾侵袭，看似繁华的地域不堪一击，饥饿吞噬了植物，更吞噬了理智，于是招致更大的灾害。于是在循环往复的过程中，人类文明发展的不确定性成为难以遗忘的“灾难记忆”。除去鲜明的思辨性，作者还擅用比较法细分古今体制的变革，单以救灾方式为例，夏明方就针对官方和民间的赈灾手段展开对比，分析救灾主导机构变迁的成因、利弊以及可借鉴之处，对社会发展提出了作为历史学者的思考。
当然，在书写现代社会的生态时，夏明方一如既往地秉持历史学研究维度，并用宽阔、开放的视域审视文明的内在。通过列举具体区域与事件，作者回顾了1942年河南大饥荒、1976年唐山大地震、2003年“非典”疫情，以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从历史学、生态学、环境学等角度深入剖析，探寻经济发展与城市建设的相互关系。比如，“非典”事件就是典型的成长型危机，它一方面诱发于当时社会运行机制的某种缺陷，另一方面亦是生态系统对人类社会的报复和冲击，所以，夏明方将经济、政治乃至文化纳入话语范畴，用全新的维度解构生态变迁的进程，以此透视历史与社会的发展。同时，他十分注重西方的研究动态和成果实践，譬如贾雷德·戴蒙德的《枪炮、病菌与钢铁》、威廉·H·麦克尼尔的《瘟疫与人》《人类之网》等著作，并作出反思：在全球化的大环境里，人们应紧扣人与自然的时代命题，展望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其实，包括疫病在内的各种灾害并不可怕，唯有不断进取，才能面向前方，毕竟，“灾害、死亡、不确定性，与其说是历史的偶然，不如说就是历史的本身；与其说是历史大潮中的一朵朵浪花，还不如说是激荡历史大潮的伟力。它看起来是人类历史的非常态，实际则是自然或社会生态的常态化内在构造之特殊显现而已”。在世界范围内新冠疫情还在流行之际，人类究竟该如何认知灾荒史，在生态中又该如何自处，或许，这部书将启发我们对当下和未来的思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