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天都市报10月11日讯（记者周萍英 刘中灿）武汉是英雄的城市，武汉人民是英雄的人民。
这座英雄的城市，在2020年的春天上演了一幕幕感人至深的故事。全国人民把“最硬的鳞”给了武汉，武汉人民识大体顾大局，用勇敢和大爱一起打赢最艰难的战役。
时间倒回到武汉解放前夕，黎明前的至暗时刻。当年，也有一群人从外地奔赴武汉，联络武汉的工人、学生、农民，与国民党开展隐蔽而艰苦的斗争。
近日，首部反映这段非常岁月的历史剧《保元里9号》即将开拍，主要取景地就是位于武汉市江岸区中山大道的保元里。
如今稍显破败的小巷民房，当年曾是白领和上流人士的居所。中共武汉地下党员在敌人的眼皮子下开展地下工作，许多关键指令从这里发出。
100多年前的“豪宅”
武汉保华街，位于汉口中山大道北侧，南起中山大道南京路口，东北至黄石路口，不过200来米。靠街道的门面叫保华街，见证武汉人“保卫中华”的决心，背街的里弄就叫保元里，建设于1912年，距今100多年历史。
出生于1944年的孙开成，对保元里再熟悉不过，他和保元里的情缘持续了70年。
“6号住的是国民党税务局局长，他总是拄着根拐杖。7号住着一位地下党员，后来随国民党到台湾后牺牲了。”采访当天，孙开成走在熟悉的里弄里，指着每一套房子向记者介绍着，仿佛又回到了当年暗流涌动的年代。
孙老的母亲一家就在保元里1号，他的舅舅曾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高级职员，“原来这里热闹得很，那时候每家都有几个孩子，经常窜进邻居家玩”。
孙老印象最深的，却是保元里9号。保元里9号的主人叫童式一。童式一家有两个儿子，小儿子比孙开成大一点，经常玩闹在一起。
“后来他们家搬到汉口民众乐园那边我还去过。他们家很干净，家里没有什么家具，到处摆着书，连吃饭的桌子上都摆着书。而且都是大部头的书，还有英语书。”孙老说。
上世纪40年代，保元里的房子称得上豪宅。孙老介绍，那个时候能住在保元里的，不是银行职员就是伪政府高官。现在一条马路之隔就是武汉市美术馆，仍可见这座气派的大楼最高处“金城银行”四个大字，当年，这里曾是英租界地盘。
保元里的房子高两层，一层空高达4米左右。孙老说，上世纪四五十年代时，房子里铺的都是木地板，每家二楼有阳台，甚至还有拉绳的冲水马桶，“阔气得很”。
通讯社里伪装打麻将开会
能住进保元里9号，是因为童式一的父亲童璋当时在伪湖北省银行总行经济研究室当主任。
据中共武汉市委党史研究室编撰出版的《日出江城》及《武汉地下斗争回忆录》记载，1948年，地下党员童式一和当时地下市委书记曾惇商量，想办一家通讯社掩护地下工作。于是想到利用童式一的家庭社会关系。
童璋与行长郑逸侠关系尚好。知道郑想出一套经济丛书后，便建议办家通讯社。那时候，办通讯社比较简单，5月筹备，7月就领到了登记证。
华中经济通讯社的编辑部就设在保元里9号童式一家中，童璋被任命为社长，组织上派了一位同志担任经理，还按规定装了一部电话方便对外联络。所需经费由伪湖北省银行出。
外界都以为这个通讯社是伪湖北省银行办的，因此没什么人来找麻烦，即使遇到了突击检查户口之类的事也好应付。
在一部回忆录中，童式一曾回忆道，“尽管如此，我们还是非常谨慎小心。”开会时，四个人各坐一方，桌上摆一副牌，好像是在打麻将。一有人来，麻将就响了，人一走，又没有声音了。童的母亲有时来送开水，发现了这个秘密。童母还笑着对童式一他们说:你们的牌打得真有意思！
华中经济通讯社解决了几位地下党员社会身份问题，甚至还给曾惇( 化名孙节 ) 发了一个报社主笔的聘书，他就以这个身份为掩护。
特务也曾在这里刺探情报
利用通讯社作为掩护，也不是那样风平浪静的。
当时武汉一共有三家经济通讯社，其中一家是军统特务办的《中国经济通讯社》。它的采编主任因为同行关系，和童式一经常碰面。
有一天，这个采编主任提出想在华中经济通讯社兼个职，弄几个钱补贴生活。当时新闻工作者工资很低，兼职是个普遍现象。不过，像他这样的人到华中经济通讯这样一家才起步的“穷单位”来兼职，恐怕“醉翁之意不在酒”。
童式一和同志们商量后，觉得不让他来，反而容易引起怀疑。于是答应每月给他几块钱车马费，欢迎他过来。
“我和同学陈梦浓，有时还和他在一起谈谈生意经，打打扑克牌。过了两个月，他大概没有嗅出什么问题，又说他那个单位不准他兼职，就离开了。”童式一曾回忆这段历史。
随着在武汉潜伏的地下工作者越来越多，党的队伍也发展壮大。最初只有十几名党员和十几个积极分子，到1949年春，党员发展到390多人，工人、学生等有组织的积极分子达2000多人。
眼看国民党已成颓败之势，如何在不影响百姓的前提下和平解放？地下工作者和敌人在暴风雨下斡旋。
蔡七七，是原江汉区党委城工部部长蔡书彬之子。“那时候的江汉区不是现在的江汉区，而是包括武汉长沙在内。”蔡七七解释。如今，他致力于创作相关书籍，71年前那些惊心动魄的故事将被更多武汉人熟知。
蔡书彬所在的城工部，主要工作包括积极推动武汉民主人士进行“和平运动”，为解放军接收武汉做各方面准备；同时，与武汉的国民党军政要员建立联系，也就是策反他们投向光明。
1949年3月，在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书记长陈良屏的家中，地下工作者、武昌启黄中学老师胡铭心照常来为陈家小女儿补习数学，陈家的信箱里则又一次收到共产党宣传材料。
陈妻找到胡铭心询问：“你们学校收到过些什么材料？可能是什么人寄的？”为了策反陈良屏，胡铭心已“潜伏”陈家多时。这一问，可能将陈良屏引向光明，也可能让胡铭心陷入危险。
几次试探后，胡铭心冒险说道：“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共产党。”得知真相，陈良屏激动地表示“愿意投向光明”，他交出了国民党军武汉防御图、国民党湖北省最高决策会议的记录等机密文件。
蔡七七说：“到解放前夕，通过对国民党当局的渗透、策反，武昌市长、汉口市长、汉口市警察局局长等纷纷弃暗投明，国民党在武汉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几乎被掏空，留给他们的只有逃跑这一条路。”
指挥部里调度确保平稳过渡
电影《保元里9号》总策划张佑军，也是享誉全国的空军老战士报告团副团长。他认为：“武汉解放得益于当年党的领导人天才的军事思想和伟大的军事实践，以及无数英雄甘于牺牲的精神，不战而屈人之兵使武汉和平解放，这才有了武汉后来70多年的飞跃发展。2020年武汉能够战胜疫情，同样离不开党的领导以及武汉人民的奋斗牺牲，人民至上的精神贯穿历史长河。”
1948年9月至1949年1月，人民解放军连续取得了辽沈、淮海、平津等三大战役的决定性胜利。随着渡江战役的打响，盘踞武汉的国民党桂系将领白崇禧处于欲守不能、欲退不甘的两难局面。
5月15日下午1许，我第四野战军先头部队强渡长江，直插黄石、大 冶，逼近武汉。江边爆炸趸船的声音不断传来，白崇禧匪军准备逃窜。
下午4时许，地下市委书记曾惇和常委张文澄来到童式一家，说晚上要在这里工作，保元里9号成了地下党迎接解放的战斗指挥部。
为安全起见，童母把保元里的守门人找来，请他喝了酒，又给他几块银元，要他守好铁栅子，以免坏人进来趁火打劫，有什么事随时来报个信。
晚上八九点，电信局报告，敌人派了一个工兵排来破坏，指挥部下达了“不让敌人进入大楼，誓与机器共存亡”的指示。
凌晨两三点钟，指挥部打电话给当时在江汉路伪《新湖北日报》进行护厂斗争的秦敢同志，证实江汉关一带码头上的残兵已经跑光，汉口进入了“真空”时期。指挥部立即号令赶印“武汉解放”的号外，并准备好报纸的出版工作。
“叮铃铃!”电话又响了。硚口那边打来电话，说发现了小股散兵、流氓组织的“吃光队”，手持刀棍，挨户抢劫。指挥部立即通知那一带的工人纠察队、消防队前往保护居民、商家的生命财产安全。
这一夜，童式一的父母担心出意外，在另一间房里也没有睡 , 夜深了，还给坐镇指挥部的同志们煮了点面条吃。
天色微明，两位领导同志考虑到指挥部的电话响了一夜，怕发生意外说要转移。
打开铁栅门，童式一送他们走上大街，看见零星的小贩挑着担子匆忙走过，没有什么异常。再看看表，已经五点。
此时，武汉地标建筑江汉关钟楼上，已经升起一面特大红旗。这面红旗告诉人们：武汉解放了，这座英雄的城市又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这面党旗，是曾惇的夫人王一南带进去的，她将红旗放在儿子的襁褓里，躲过敌人的耳目交给接应的同志。“如果被发现，为了解放武汉，他就失去了最亲的人。”蔡七七感叹道。
张佑军希望，保元里能成为武汉红色基因传承基地，他计划借助电影《保元里9号》，接71年前为武汉和平解放无私奉献的英雄们“回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