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二七纪念馆门前的浮雕反映二七大罢工场景。记者喻志勇 摄
长江网讯（记者李煦 黄征）武汉二七纪念馆“最年轻”的展品是一份《请战书》。今年1月25日，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成立疫情防控突击队。“突击队队员要参加疫情防控工作，全程不能回家。请大家根据个人实际情况，做好家人工作，自愿报名参加。参加者需要签名、按手印。”
长江网记者看到，这份《请战书》下方有22个鲜红的手印。
有着鲜红手印的《请战书》是武汉二七纪念馆“最年轻”的展品。记者喻志勇 摄
《请战书》不止一份。疫情期间，武汉铁路人在配合做好离汉离鄂通道暂时关闭工作、严防疫情通过铁路传播扩散的同时，还组建了619支党团员突击队，开展突击奉献3.6万余人次，先后有695人递交入党申请书。
武汉二七纪念馆中展示的数据显示，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在疫情中转运11765名医疗专家和医护人员，抢运救援物资2127车、7.1万吨，保障了疫情防控生命线的安全畅通，同时主动承担了1073名援鄂医护人员后勤服务工作。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的货物发送量逆势上扬，2月份运输货物531.3万吨，同比增长9.8%，在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综合考评中取得第一名，为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可靠运输保障。
4月8日，中国铁路武汉局集团有限公司全面恢复客运业务，坚持一手抓疫情防控不放松，一手抓重点工作不懈怠，为武汉重启增添蓬勃力量。
武汉参与人数最多、斗争最坚决、牺牲最惨烈、影响最深远
二七大罢工，武汉有39位烈士牺牲
走进武汉二七纪念馆序厅，展现在观众眼前的是一个蒸汽机车火车头模型，旁边写着“江岸”两个字。它标示着97年前的2月4日，江岸火车汽笛拉响，二七大罢工开始。
8月5日，武汉二七纪念馆馆长李云身着铁路制服，向长江日报记者讲述了那段风雨如磐的岁月。“武汉不仅是二七革命斗争的政治中心、组织中心、指挥中心，而且参与人数最多、斗争最坚决、牺牲最惨烈，影响也最为深远。”
武汉二七纪念馆内林祥谦烈士英勇就义的复原场景。记者喻志勇 摄
1922年武汉工团联合会成立
成为全国第一个地方性工会组织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自从有了铁路，铁路产业工人就受到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深重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压迫愈深反抗愈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把加强对工人运动的领导作为当时的中心工作，全国工人运动风起云涌，京汉铁路工人运动迅猛发展。
李云介绍，1921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决议》。《决议》指出，“本党的基本任务是成立产业工会”，党把领导工人运动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鉴于中国共产党处于秘密状况，不便公开领导工人运动，所以同年8月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作为领导工人运动的公开机关。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还在几个有党组织的地方设立分部，1921年10月在武汉成立长江支部，1922年5月改名为武汉分部，包惠僧、林育南先后担任负责人。1921年11月，中国共产党在《中央局通告》中明确指出，“以全力组织全国铁道工会”。
李云介绍，1922年1月22日，京汉铁路江岸工人俱乐部（即工会组织）成立大会在江岸的刘家庙老君殿召开。同年7月，武汉工团联合会成立，10月发展为湖北省工团联合会。武汉工团联合会是全国第一个地方性工会组织。到1923年1月，武汉有组织的工人约6万多名，会员人数在全国工会中名列前茅。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和各个分部根据《决议》和《通告》的精神与要求积极开展工作，各地工人群众不断被组织起来。1922年1月至1923年2月，掀起了以香港海员大罢工为起点的第一次全国工人运动高潮，爆发大小罢工100多起，参加的工人达30多万名。发生在京汉铁路全线特别是汉口江岸、郑州、长辛店的二七大罢工，则成为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高潮的顶峰。
武昌区洪山南麓施洋烈士陵园中的施洋烈士墓。记者何晓刚 摄
52位烈士中武汉有39位
林祥谦是中共首位英勇就义的烈士
为适应斗争需要，加强统一组织和领导，1923年2月1日，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召开，却遭到军阀吴佩孚的武力阻挠和破坏。当晚，总工会决定举行全路总同盟罢工，提出“为争自由而战，为争人权而战”的口号，同时总工会迁移到汉口江岸办公。
距离武汉二七纪念馆不远的汉口解放大道2185号有一座旧式砖木结构的普通院落式民房。李云介绍，这里是京汉铁路总工会旧址，也是二七大罢工期间的“秘密指挥部”。“1923年2月3日，京汉铁路总工会领导人从郑州来到武汉后，在这里秘密开会，起草了宣言、电稿，领导了京汉铁路总同盟罢工（即二七大罢工）。”
1923年2月4日上午9时，京汉铁路全线工人实行总同盟罢工，长达1200多公里的京汉铁路顿时瘫痪。
2月7日下午，在帝国主义支持下，吴佩孚在京汉铁路全线开始了血腥大屠杀。由于京汉铁路总工会设在江岸，汉口江岸成为军阀屠杀的重点，斗争尤为激烈。32名工人当场壮烈牺牲，300多人受伤，江岸分工会委员长林祥谦等数十人被捕。汉口镇守使署参谋长张厚生威逼被捆绑在车站电线杆上的林祥谦下复工命令，林祥谦凛然回答：“上工是要总工会下令的！我的头可断，工是不可上的！”他宁死不屈，英勇就义，年仅31岁。
在二七大罢工中承担组织和领导工作的“劳工律师”施洋也于2月7日被捕。2月15日早晨7时，在武昌洪山脚下，面对刽子手，施洋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怕事，不怕死，堂堂做人，反对强暴。你们杀了一个施洋，还有千万个施洋！”年仅34岁的施洋英勇就义。
“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二七惨案’，有52人先后惨遭杀害，有300余人受伤。武汉牺牲的烈士最多，共有39位，其中林祥谦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中第一位英勇就义的烈士。”李云说。
2009年，林祥谦光荣入选“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
武汉成为领导二七大罢工的政治中心
各界1万多人声援工人运动
二七大罢工进一步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扩大了党在全国人民中的影响。在这次革命斗争中，武汉发挥了怎样的作用？
李云分析，1923年2月3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移至江岸办公。中共早期领导人、中共一大代表陈潭秋、包惠僧、张国焘等也一同从郑州来到武汉，领导二七大罢工。“可以说，当时的武汉已成为领导二七大罢工的政治中心、组织中心、指挥中心，武汉铁路工人成为斗争主力。”
二七大罢工中，武汉参与人数最多、斗争最坚决、牺牲最惨烈、影响最深远。武汉社会各界也是这次革命斗争的强大后援。二七大罢工期间，社会各界有1万多人对罢工运动进行了声援，在江岸召开“声援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慰问大会”，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二七大罢工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一次伟大政治斗争，将中国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推向了顶峰，是中国大革命前的启明运动。“这次革命斗争充分显示，武汉人民具有听党话、跟党走的优良传统，具有不畏强暴、团结奋战、纪律严明、敢于斗争、不怕牺牲的可贵品质。这也正是我们要继承和发扬的‘二七’革命精神。”
